崔健非常认真地唱着每一个小节，毫不打折地表演完了全部曲目。

——知乎作者babayage

澎湃新闻：这次演唱会的主题是“一无所有三十年”。你1986年唱的《一无所有》被讨论得最多，很多人对它倾注了太多时代感和个人阐释、个人情感的表达。在讨论《一无所有》的时候，是否有过度阐释？

崔健：我喜欢别人的过度阐释。甚至有时有人说这歌是你写的啊？我说对啊。我特别喜欢跟一眼没认出我的人聊天，他们不会只看到我的光环而没看到内在人格，这样才有平等交流的价值。你带着光环和别人交流，总有一种作秀的感觉。

《一无所有》专辑封面

《一无所有》的存在，它的光环越大，就越是侵害我个人的轮廓。因为《一无所有》，别人就不在乎我的《红旗下的蛋》，不在乎我的其他作品。他就觉得你是《一无所有》那人，根本没有觉得我是一个写词的人，不会去问你为什么这样写、为什么这样唱歌。

有人让我参加他们的活动，他们必须让我唱歌，我不唱歌的话他们就轰我走，说你来干什么？我从来没受过这样的侮辱。当然，有时出于对音乐的热爱，我也会逢场作戏唱一两首。但更多的时候，我会坚持自己的本能，坚决不唱。

我是个人，我不能什么都去参加。虽然我很享受这个气氛，但我发现，这些人关注我的人而非作品。后来我发现这是我应该付出的代价。我既然被关注，而且还不想退出火线，我就应该继续承受。

所以有时候我也只能说：不好意思我今天想当我自己，不想当一个灯光下的人，如果把你得罪了那就得罪了，如果没得罪，谢谢你的宽容，送你电影票，如果有机会我有演出的时候再请你。

澎湃新闻：回到《一无所有》，这首歌被推崇和崔健被推崇，是否恰好出现在那个时间节点上？

崔健：我听很多人那样说过，后来我在关注很多历史现象时推翻了这个说法。人有必然性和偶然性，历史也一样，历史也有情感。当历史的节点碰上了它喜欢的人，一个时代就会出现；碰上了一个邪恶的人，邪恶就出现了。就像二战如果没有希特勒，可能就打不起来；如果列宁不跟自己的议会翻脸，社会主义也许就不会成功。

澎湃新闻：无论鲍勃·迪伦的反战歌曲、约翰·列侬的《想象》，还是朋客音乐的街头暴动，摇滚鼓励着一代代青年去对抗主流价值、思考社会矛盾，甚至起身参与社会运动。所以摇滚是否天生具有反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