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开始追《生命树》是冲着张哲华去的，但渐渐被邵云飞这个角色吸引。后来发现，邵云飞在现实中有原型，就是成都电视台的纪录片导演彭辉。

彭辉不仅长得帅气，还有一种文人学者的温和感，眼神中透着坚毅。电视剧里邵云飞和白菊的感情线完全是虚构的，现实中并不存在白菊这个人。彭辉出生于1965年，是四川人，国家一级导演，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4年索南达杰牺牲后，1998年彭辉入驻可可西里无人区，跟随索南达杰的妹夫扎巴多杰带领的野牦牛队，拍摄纪录片《平衡》。

在那四年多的时间里，彭辉与野牦牛队同吃同住，一起巡山，保护藏羚羊。他们使用的设备非常简陋，只有一台摄像机和一个脚架，连防风防雨的设备都没有。有一次在“鬼门关”，他们的车辆全部陷进泥潭，整整三天两夜才脱困。那时他们只吃了两根冰凉发硬的火腿肠，渴了就喝车辙里的泥水。零下5度的气温，队员们耳朵都冻得直流水。

扎巴多杰曾说：“我不怕盗猎分子，他有枪，我也有枪，我怕的是大自然。”可可西里的气候极其恶劣，一旦天气变化或者车子陷进泥潭，进退两难，十分危险。拍摄期间还发生过一次惊心动魄的抓捕行动。队员们用一支手枪和一支冲锋枪将两名盗猎分子围捕，发现对方的三支半自动步枪已经上膛。如果不是盗猎分子的车辆没有汽油且子弹所剩无几，后果不堪设想。

彭辉采用“真实电影”的创作手法，不用一句解说词，尽可能保持情节原貌。他说要让事实说话，让历史说话。1998年11月8日，野牦牛队队长扎巴多杰不幸中弹身亡。当时彭辉正在赶制另一部纪录片的后期，得知噩耗后立即赶到西宁，但当他赶到时，扎巴多杰刚刚天葬。扎巴多杰天葬那天来了很多老鹰，当地人认为这是逝者进入天堂的标志。

《平衡》播出后引起巨大反响，彭辉又积极推动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和藏羚羊的保护。这部纪录片现在已成为大学课堂的专业教学片。《生命树》中的邵云飞融合了彭辉与另一位纪录片导演刘宇军的事迹。刘宇军是《冰河在这里流过》的导演，同期深入高原拍摄反盗猎，揭露盗猎黑幕。

实际上，野牦牛队的处境比电视剧里展现的还要艰难。治多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巡逻队每次进山需要四五万元经费，但资金匮乏。队员们每人每月只有200多元工资，还经常拖欠。1998年10月，香港“地球之友”总干事到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时，野牦牛队员已经断粮好几天，每天只能吃糌粑度日。环保志愿者杨欣把带去的罐头送给队员时，才知道他们已经10个月没领到工资了。

西部工委在1995年9月至1998年9月的三年中，共破获58起盗猎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250名，缴获各种枪支60余支、子弹20余万发、藏羚羊皮3307张。这个成绩是在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和极其困难的经费情况下取得的。彭辉拍《平衡》的契机之一是1996年看到一篇西方报道称“中国没有环保”。这个荒谬结论对他触动很大。扎巴多杰也说过：“我就不信中国没有环保，别人不做，我来做！”

每年的11月8日，彭辉都会为扎巴多杰撰写祭文。他写过一句话：“是为了那日日夜夜的生死情谊，为了那许许多多不明白的，不明白的不平衡。”《平衡》在2000年参加上海国际电视节时，现场观众数次报以热烈掌声，许多人含泪看完全片。有志愿者评价这是一部“关于痛苦和良心”的片子。168分钟的片长，让人始终如哽在胸。彭辉认为，《平衡》记录的就是人们寻找生态平衡、心态平衡、人文平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触动了一些敏感的神经和经历正视现实的阵痛。

现实中，藏羚羊数量从上世纪90年代的几十万只锐减到不足2万只，一度濒临灭绝。现在在一代代守护者的努力下，数量恢复到了约30万只，实现了连续15年零盗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