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还是不救？”也许本不必做出这个抉择 尊严死的选择权！王力曾是个胆小的孩子，从自家到爷爷家的路只有200米，没有路灯，他只敢跑着来去。月光太皎洁害怕，没有月光更害怕。黑暗让他的想象力驰骋，放大了恐惧。
研究生实习时，偶尔会碰到“死不瞑目”的患者。人死后，眼睛失去光泽，暗淡得令他害怕。解剖课上的大体老师眼睛都是蒙着的。在急诊科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当天刚死了人的病床换张新床单，躺上就睡。急诊值班室只有一张床，碰上两个医生值班，只能临时睡在病床上。急诊室充斥的死亡让王力迅速脱敏。他学会了“看面相”，一眼就能看出谁快要死了。看到患者状况不好，他会提高警惕，赶紧行动，该抢救抢救，该交代病情交代病情。这是由工作经验积累出来的技能。
同样，急诊室的工作也让他学会了同家属聊死亡。到了某个节点，王力会告诉家属，有些东西是痛苦的，有些东西是不痛苦的，可以选择不痛苦的。“你的目的是让他不痛苦，而不是让他不死。”
袁磊在知天命的年纪，连着送走了三位亲人：老丈人、父亲和母亲。老丈人常年受慢性肺源性心脏病折磨，最后一次住院时，袁磊一直在旁陪护。老人的情况越来越差，最终进了ICU。几天后，老人被推出来，状态明显不对，袁磊让在青岛培训的媳妇赶紧赶回北京。老人的各项指标迅速下降，医生来抢救，抛出一连串问题：打不打急救针？打不打强心针？切不切气管？袁磊和媳妇根本不知道这些选项意味着什么，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他们选择了救。结果老人的气管被割开，血喷出来，溅到墙上，触目惊心。袁磊意识到，“这事儿我们做错了”。
第二位去世的是袁磊的父亲，脑出血加高血压，非常棘手。医生建议开颅，但手术并没有挽救老人的生命。袁磊重复了好几遍，“当时真的不懂”。
根据“死亡质量指数”排名，中国的表现并不理想。虽然名次在稳步上升，但仍与经济和医疗事业的发展不符。细看最新发布的2020年“死亡质量指数”，经济发展水平对死亡质量有影响，但不是决定性的。医疗水平也有影响，但也不是绝对的。
复旦大学的宋靓珺和苏聪文两位学者发现，37.29%的老年人在痛苦状态下离世。北京大学的张韵和陆杰华两位学者发现，在自然死亡的老人中，“安详”和“较为安详”的累积百分比仅为58.07%。武汉大学王健教授等学者调查发现，癌症末期患者的治疗花费占到家庭收入的40%甚至更多，导致许多家庭因病返贫。
于浥淳医生经常对患者家属说：“你要接受现实，你只能往前走。”她相信人各有命，医生能做的只是帮助患者往前走。如果一位患者对药物或治疗反应不理想，医生无计可施。曾经有好多患者家属给她跪下，于浥淳说：“我不是不帮你，是帮不了。能做的我都做了，我没有别的办法了。”
选择取舍间包含一个非常残酷的问题：什么情况下一个人的生命不值得维持下去？生命终末期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依现有医疗技术无法缓解患者的病情；二是根据临床医学经验判断患者存活期低于六个月。在这种情况下，于浥淳会和患者谈话，了解他们的意愿。
王力也能娴熟地和患者讨论抢救方案。无论在沈阳还是在北京，老一辈人一般都倾向于不做有创抢救。子女一般都会选择抢救，理由很简单，不抢救相当于“杀了”老人。多活一天是一天，再痛苦能有多痛苦？
在过去四年里，作者为新书《今天，开始谈论生死》收集资料，听了许多死亡故事。临死前输液过多会导致身体浮肿，死后身体还会往外渗液体。有的患者在家中卧床没得到妥善照顾，送到医院时褥疮深得露出骨头，上面覆盖着坏死组织和脓液。不少患者恢复意识后首先做的事情就是拔管。
肿瘤病房的护士们讲述使用呼吸机有多难受。对于处在生命终末期的患者，医生挽救了生命却没有恢复生命力。生命的流逝没有被逆转，患者还要忍受插管、电击、长期卧床等带来的痛苦。
即便习惯了生命消损带来的冲击，王力仍会因内心的矛盾而备受折磨。各项指标都显示患者不行了，根据子女的意愿，抢救流程还得走。明知道救不回来了，还在给患者的身体造成伤害，为的是什么？王力会尽量把动作放轻柔一点，让患者走得体面些。
2018年，袁磊在一家咖啡厅担任厨师时，注意到一位客人每天都在固定座位上谈论“死亡”、“抢救”、“插管”。通过交流，袁磊得知可以选择说“不”——不插管，不做心肺复苏，不抢救。生前预嘱是人们事先签署的指示文件，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要或不要哪种医疗护理。截至2020年，有5万多人在网站上注册过生前预嘱。
然而，在现实中，心肺复苏的成功率很低。根据《柳叶刀》的数据，心脏骤停的存活率仍低于10%。存活率不高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存活率掩盖了心肺复苏的风险性。心脏骤停一段时间后，不同器官的恢复情况不同，大脑则不一定。心脏骤停的时间越长，脑损伤的可能性越大，生存的可能性越低。
对于生命终末期的患者，心肺复苏就算成功，在可预见的未来，患者也会因虚弱的身体状况再次心跳和呼吸衰竭。另一种可能是心肺复苏只取得部分成功，比如患者恢复的心跳或呼吸很微弱，达不到维持正常生命所需的水平，那就需要连续几天、几星期、几个月或更长时间使用呼吸机。
在中国，深圳市率先将“生前预嘱”以立法形式确立。王博表示，距尊严死在全国铺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阶段，让大家平时多琢磨琢磨，了解相关医学常识，不至于在事情真正发生时措手不及。签不签署《我的五个愿望》不是关键，最重要的是在需要的时候，知道还有这么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