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生合是忘家客。在苏区工作的3年多，是何叔衡生命的最后阶段。其间，他全身心投入苏区的工农检察、内务、审判等工作，为革命“大家”奋斗到最后一刻，用行动为个人“小家”树立榜样。

1931年8月之后，由于上海的斗争形势日益紧张，党决定让何叔衡转移到苏区。临行前，何叔衡找到女儿何实山、何实嗣等人，对他们作最后的叮嘱。何叔衡念起1928年6月他去苏联留学时路过哈尔滨写下的一首诗，“身上征衣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生合是忘家客，风雨登轮出国门”。这首诗改编自陆游的《剑门道中遇微雨》，表达了诗人从陕西南郑前线被调至四川成都时对国家命运的忧愁。而当时的何叔衡也即将远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但想到国内的家人和时局，他又充满了不舍和担忧，因而不禁与陆游产生共鸣。但比起陆游“此身合是诗人未”的无奈与忧伤，何叔衡对自己“忘家客”身份的选择充满了革命者的坚定和果敢。

而这一选择是何叔衡早已立下的。何叔衡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父亲和妻子都希望他能够回乡教书，安稳一生。但何叔衡却认为不应只顾个人“小家”的安乐，而应该用行动去改造社会，为革命“大家”奋斗。因此，他在给义子何新九的回信中申明了自己愿意为民族复兴舍弃个人“小家”的想法，“我绝对不是我一家一乡的人，我的人生观，绝不是想安居乡里以求善终的；绝对不能为一身一家谋升官发财以愚懦子孙的”。自此之后，何叔衡走出家门，长期为革命奔走，与家人大多时候只通过书信来往。

因此，在难得见面又即将长期分别之际，何叔衡再次向亲人们表明“革命者就是要抱定舍身忘家的决心”，不仅希望得到亲人们的理解，还期盼他们能像自己一样做一个不怕死的党员。临别时分，何叔衡还慰勉两个女儿，“你们将来也会有机会到苏区的，那时我们又会在一起的”。但这一别，却是永诀。

1935年2月，何叔衡在转移过程遭遇敌人重重包围。危急时刻，年事已高的何叔衡不愿连累大家，就对同行的邓子恢说：“子恢，我不能走了，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说完便纵身跳下悬崖。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位“忘家客”依然在为战友和革命考虑，全不将个人的安危和得失放在心上。他的才华、为人及对革命的一腔赤诚令人敬仰，他的正身、律己及对家人的言传身教令人肃然起敬，正如谢觉哉所称赞的，“叔衡才调质且华”“临危一剑不返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