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鲍曼就预言了消费主导型社会的来临。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体必须以消费行为来获取身份认同，否则自由化个体会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压力下陷入“无能和焦虑这样的感觉”。这时的都市男女亟需一个精神慰藉缓解孤独感，甚至渴望重建一个集体——哪怕这个集体充满虚幻。

集体需要一个用来统和或者接受供奉的符号，于是一个个以偶像为中心如同宗教般的粉丝帝国便拔地而起。在外人看来，这些一会儿锁场、一会儿订制飞机、一会儿拉帮结派，甚至为了偶像要生要死的人们不可理喻。但在他们内部看来，他们保持理性、秩序井然，而偶像的点点滴滴已然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维护偶像，就是在维护他们的生活。

一种虚幻的意义感在帝国中绚烂。由于偶像是最高的意义指向，且帝国内部构成了一个个紧密的群体，而外部则是被塑造出的“敌人”——那些冒犯偶像的人。于是，在粉丝们高度理性的行为中存在极度狂热的热情，这种热情有时是温和的，有时却充满“被迫害感”，仿佛敌人就要迎上前来，帝国内的人们应紧密团结、奋勇御敌。

中国“粉丝文化”的大兴可能要追溯到21世纪初选秀节目的滥觞，这是中国粉丝经济发展中里程碑式的意义。数以万计的粉丝们通过投票、购买应援商品将自己的偶像送上了舞台的中央，包括经纪公司、电视台、制作公司在内的娱乐产业，也因为粉丝们的疯狂得到了利益上几何式的增长。自此之后，粉丝的角色已经从“爱慕者”成长为了“共谋者”，偶像的制造离不开粉丝经济所带来的巨大效益，也就建立了粉丝评判经纪公司业绩的合理性。

粉丝经济总是与应援文化如影随形。这个源于日本体育界的名词，最初指粉丝支持偶像的行为，比如在看台上组成啦啦队，唱歌跳舞喊口号，以示加油。流传到娱乐圈后，其含义得到进一步延伸，变成了一切支持、声援偶像行为的总称。作为舶来品，应援文化在中国伴随着养成型偶像的本土化实践过程，深刻地改变了粉丝追星的传统方式。在应援文化的指导之下，购买明星的演出门票和周边产品只算入门级别。很多粉丝开始把偶像当家人、恋人般看待，豪掷千金，呵护备至，从日常吃穿住行到参演作品挑选，从影视剧拍摄宣发到个人舆论风评。为了让偶像获得更好的资源，一些粉丝深度参与规划艺人事业发展，甚至不惜与经纪人或媒体进行对抗。某位“小鲜肉”的前经纪人就曾因不敬业的种种“劣行”，引发粉丝群起而攻之，遭公司罢免。粉丝群体的组织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从自发的散兵作战演变成有准备的集团作战。他们统一服装、应援物，以高度组织化、专业化的方式参与、见证偶像成长，在集体中实现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