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一个非常讲“礼”的国家，一见面就要热情的寒暄，对待长辈时候要使用敬语，如果发生错误的时候更是讲究要鞠躬，并且以鞠躬的角度来表达自己对于错误的诚恳程度，人们纷纷遵守社会的秩序，即便是在灾难发生的时候，比如3.11地震海啸之后，为了领取几根香蕉和饭团，日本人可以默默的排队3个小时。

但是在反面，日本社会似乎又是一个“变态”拼出的国家，在战争时候的野蛮成性和社会之中隐藏的大量社会问题，使得人们容易对日本产生出一种难以理解的状况，日本即追求礼仪所形成的社会规则，又似乎憋闷在这个社会规则之中难以忍受，造成“变态”的出现。

那么日本社会的“礼”到底是什么呢？

想要了解这方面就要明白什么是“礼”以及“礼”的作用，在东亚文化圈之中“礼”是由中国的周礼创造和改进形成的，随后孔子产生了儒家学说，其中一个重要的观念被日本接受了，这个观念就是“克己复礼”。

日本也有很多思想家认为日本是继承了中华思想的国家，比如有名的山鹿素行，在他的《中朝事实》中甚至认为日本是接受了“克己复礼”文化的国家，日本才是中华文化的代表，那么想要看清这个变化就要明白“礼”的作用。

“礼”的作用不是简单的“礼貌”，而是要区分“阶级”，因为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礼”（比如父子之礼、上下之礼、师徒之礼等），通过不同礼法、礼仪、礼具（比如器皿、服饰）等方法形成阶级的区分，也就是说“礼”的目的是为了让人可以在很快的时间内标示自己的阶级和看懂对方的阶级，那么为什么“克己复礼”在日本成为日后约束社会的“礼”呢？

因为这是地缘所决定的，日本是一个地缘非常狭小且封闭的国家，在这个岛国内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并不丰富且并不平均，日本是一个多山少川的国家，贵族和领主谁控制了大面积的优质封地就可以使得他对周边形成一个较强的控制力。当社会资源产出相对恒定的时候，就需要一套可以长期使用的文化来形成保证社会稳定的基础。

在这个情况下“克己复礼”成了日本的选择，形成了旧制度下天皇作为第一等级、幕府将军作为第二等级、大名和贵族形成第三等级、之后就是到封臣以及小贵族、最终至普通民众的社会等级，社会产生了纵向的阶级关系。

每个阶级都随之产生了阶级对应的礼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议会内阁制取代了君主立宪制成为日本的战后制度，但是所伴随的“克己复礼”文化并未瓦解，相反仍旧使用。这就是“礼”的作用，礼的使用使得每个阶级都有了自己所对应的义务和权利，只要每个阶级都按照自己所在阶级的“礼”生活就形成了稳定的关系。

那么这个制度是不是好的呢？

在笔者看来这是一个落后的制度，因为两个问题决定了这个看法，第一个是克己复礼是不是儒家的真正走向，第二个是这种追求礼的方法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虽然孔子一生追求“克己复礼”的思想，但是他的思想所真正创造的结果是“行为论”，因为“礼”的另一面就是为了维护阶级的合法性，为什么孔子一生虽然被人尊敬却无人使用他呢？理由就在于他的“克己复礼”不但不能造成封建制度的强势，相反是在摧毁封建制度，这是因为封建制度的关键在于控制力，孔子拥护封建制度所以创造了儒家思想，但是要看到的是儒家思想的内核关键就是希望人可以自己主动的去做“好”的事情，这也是“克己复礼”的初衷。

可是这种方式在中国是无法推行开的，因为礼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阶级的稳定而设置的，但是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地缘之上，想要通过封地的划分就封锁和固化阶级很难实现，随着贵族的发展和势力的壮大，他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很有可能超过君主，但是礼法规定了双方的关系和阶级的差异难以改变，为了摆脱控制贵族就会产生不臣之心，而这就是礼崩乐坏的根本。

为此孔子想要修正这一点，可是造成的结果截然相反，在中国“克己复礼”造成了“行为论”的产生，人们对于王侯的合法性来源从血统的阶级观点，逐渐变成了王侯的行为之上，如果一个君主不进行“克己复礼”，那么他就不是一个好的君主。一个臣子不做臣子的礼数他就不是一个好的臣子，这种以行为为标准的结果产生了人们对于行为要求的强化使得人们逐渐将人的行为评判为合法性的来源，这就是“行为论”的基础。

由于在地缘上王侯们无法形成固化的势力平衡，导致只能依靠争夺控制力来维持自己的力量，这使得孔子的儒家思想不但无法使用于封建制度，相反正在摧毁封建制度的构成，结果造成了儒家思想流传于世却无用的感觉，真正使得儒家思想走向成功的是董仲舒时代的改革，由于社会出现了新的变革，官权制度随即取代了封建制度，使得官权制度缺少一个新文化的支撑，在这个基础上董仲舒对封建儒家思想进行了的改革，产生了王朝儒家思想。让官权制度之中官员的地位合法性与王朝儒家思想下的“行为论”形成契约关系，构成了官权制度和行为论的结合，创造了中国的特有制度。

那么为什么要分析这一点？

这就是因为儒家的“克己复礼”虽是孔子的本意，但是造成了中国和日本走向了两种不同的方向，日本为什么会走向“克己复礼”其中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因为日本的地缘造成了日本的社会资源很容易固化，所以通过礼法的强化和约束形成的社会关系可以稳定社会。

但是这种关系和条件只能作用于日本的这种封闭条件之下，如果放到一个更大的大陆之上，这种关系就会随之瓦解，所以这才是其落后的本质，那么要谈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这种关系的构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呢？

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种被动的关系，表面上看来日本人讲礼仪重规矩，似乎人人彬彬有礼，然而造成彬彬有礼的关键支撑是什么呢？不是简单的人们追求“克己复礼”的标准，而是被“克己复礼”的标准约束着。

这一点在日本的影视文学作品和现实生活之中非常常见，也就是“变态”的产生，在日本的社会中人们会分成两种关系，一种是我们、一种是他们。那么什么是这种区分的评判呢？这就是“克己复礼”思想之下的分界。

“守礼”的人是“我们”、“非礼”的人是“他们”。在日本社会为什么人们要“守礼”，是因为人们都害怕被划入“非礼”的状态之中。日本人“守礼”的关键就在于，当人们“守礼”的时候就会被这套思想所保护，可是一旦被划入“非礼”的状态之后就会形成“他们”的关系，当这种关系形成的时候往往就将失去立足之地。

所以人们“守礼”的目的是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非对于“礼”的追求。这也是很多人评价日本人面热心冷的原因，日本人的热情和礼貌并不一定是他们愿意这样做的，而是其社会规定他只能这样做的结果，长期的这种让人必须按照“礼”生活的思想就会使得人的内心产生大量的怨气。

由于很难表现出自己的特立独行，只能让怨气和压力积攒于内心之中，然而人的内心是有极限的，尤其是被化作是“非礼”的群体之后，“守礼”者会产生出一种集体的意识就是排斥“非礼”者，这种作用就会加速产生，当人的忍受突破可承受的时候，就会以“变态”的方式释放压力，如果说“常态”是一种标准的话，那么日本的文化就是催生“常态”向“变态”发展的一种加速器。

所以之前还是谦逊守礼的普通日本人，为什么会做出“变态”的事情来这便是原因，礼法虽然使得日本社会表面上人人守礼守规则，但是这种守是一种被动的守属于遵守的守。而对于中国人的游客和观者来说，产生了一种假象。

那就是只享受了日本人所带来的好处，却没有遵守日本人秩序的义务，举例来说当中国游客前往日本的时候，只是作为一个游客，并且在这个情况下大多是以消费为主，所以在消费的时候是享受了日本人所提供的“守礼”服务，被这种热情和周到细致入微的服务感动，认为日本人的服务是非常棒的，而社会之中的人给人的观感自然是人人守礼而且尊重礼貌。

让人感觉这是一个中国人理想中的理想世界，却没有长期需要遵守他们规则的义务，当游客离开的时候，他们不会被要求继续或者持续的遵守日本式的义务，自然对于日本的文明程度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这样的文明是强于中国的文明，也产生了很多对于中国文化的自卑感。

但是并没有使得人们看清的是，“礼”是如何作用的以及如何构成礼的基础是什么，当这些条件改变之后，“克己复礼”就不能用一套标准来固化和要求人的行为，那时候就会产生出更多的“非礼”者来，当双方的关系变得不可调和的时候，也就到了这种文化衰落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