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我国响应《日内瓦保障儿童宣言》，设立儿童节，那时儿童节设在4月4日；1949年12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作出规定：将“六一国际儿童节”定为中国儿童节日。
1932—1949
“国难”声中的“四四儿童节”
1925年8月，包括中国在内的54个国家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儿童幸福国际大会”，通过《日内瓦保障儿童宣言》，呼吁世界各国设立“儿童节”。
1931年3月7日，中华慈幼协会向上海市社会局呈请提案并转呈南京政府当局，建议规定每年4月4日为儿童节。8月17日，南京政府教育部批准了这一提案，决定于次年（1932年）开始，将每年的4月4日正式定为儿童节。次日，上海《申报》、北平《世界日报》等各大报刊迅即刊发了这一官方通告，广大民众逐渐知晓了“四四儿童节”。
诚如中华慈幼协会提案中所言，设立儿童节旨在“引起民众注意，使人人有慈幼思想，人人负慈幼责任，并可使儿童自知所处之地位，庶扩大慈幼范围，树强国强种之基”。这样的初衷获得了包括蔡元培、宋庆龄、黄炎培、陶行知等各界人士的一致认同与支持，“四四儿童节”也就此在中国落地生根。
至于儿童节为什么要选择4月4日，当时并没有来自官方的统一解释，倒是三年之后（1934年），蔡元培在出席上海市第四届儿童节纪念会时，现场讲演中即兴发挥，给出了一番既合乎情理又别出心裁的解说。
关于儿童节的时间选择，蔡元培在讲演中称：“盖以时期正值春令，且届植树节，以气候论，南北相同，又与往时之‘三三’‘五五’‘七七’‘九九’及‘十十’各节交相辉映而不冲突。”关于“四四”的涵义，则又称：
第一个“四”字，即食、衣、住、行，是我们的基本生活。各位小朋友，现在仰给于家庭父母，如果没有父母的供给，或父母不注意，即发生危险。故各位要记着此时此刻父母供给，将来成人后即要努力工作，以抵偿今日之债。第二个“四”字，即智、体、德、美四育。大人们锻炼你们的身体，培植你们读书，告诉你们做人的道理，陶养你们的性情，就是智体德美四种教育。
应当说，“四四儿童节”的设立，体现了社会各界人士爱护儿童、重视教育的初衷，愿望是良好的，愿景也是美好的。然而，一个月之后，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悍然发动侵华战争，战火自东北蔓延开来。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突袭上海，抗日战局从东北移至淞沪，国难日深，民生益艰。那一纸规定“四四儿童节”的政府公文，在这国难深重之时，并未引起十分热烈的回应。
1932年4月4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儿童节悄然来临。《申报》在头版头条刊出了《第一届儿童节献辞》，不过这并不是祝孩子们快乐的节日祝辞，而是为受难儿童维权的公开呼吁。文中提到，“从现在我们眼前的事实上看，儿童所受的压迫，是最为深重，而又最为我们所忽视”，又称“至于我国的儿童所受的压迫与苦痛，更较任何一国尤为深重。由于政治的黑暗与大多数人民生计的穷蹙，成千成万的儿童，都随着他们的父兄在饥饿之下。”更提供了惊人的数据称，“婴儿的死亡率为千分之五百四十，儿童教育更是谈不到，全国四千三百万学龄儿童，得享受读书权利的，仅六百五十万。被剥夺读书权利的，竟达百分之八十以上。”
与《申报》南北呼应的，还有北平《世界日报》的报道。该报“妇女界”栏目头条发表有《儿童节感言》一篇，亦称“现在中国的儿童，实在不幸的很，国家社会不注意他们，且不必论。就是儿童自己的父母，也是不很注意……”，并且直接向政府当局呼吁，“希望他们从今天起，好好的注意一下失学儿童的补救问题”。诸此种种，“四四儿童节”刚一开幕，就几成受难儿童维权日，又成了失学儿童请愿日。
当天，《申报》第7版还辟有“儿童节特刊”的版面，由蔡元培题写刊名，包括上海市长在内的各级官员，均在此版发表儿童节感言，宣扬爱护儿童、重视教育之宗旨，并联系自身工作实际，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大有各级长官主抓儿童工作述职报告汇编的意味。可这些“述职报告”发表仅一年，日军先后占领了热河、察哈尔两省及河北省北部大部分土地，东三省已然沦陷，铁蹄进逼北平、天津。5月31日，日军迫使国民党政府签署了限令中国军队撤退的《塘沽协定》。可以想见，爱护儿童、重视教育之宗旨，“四四儿童节”之初衷，自然随着日益紧张的时局，与那些“述职报告”一道，成了一纸不可实现的空文。
1935年12月，为反对日军为侵吞华北所炮制的“华北自治”之阴谋，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要求保全中国领土的完整，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爆发，全国抗日救亡的呼声日益高涨。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七·七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之后以重兵进攻华北，北平、天津相继沦陷。8月13日，“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淞沪会战打响。至此，中华民族全民抗战大幕拉开。
可以说，自1931年中国政府批准设立“四四儿童节”以后，虽然南北各地每年都有相应的庆祝活动，社会各界也一直在尽力为儿童权益的完善与改进建言献策，但日军频繁制造军事冲突、悍然发动侵略战争，为这一节日乃至中国儿童的生存与成长蒙上了阴影。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在贯穿中国全境的抗战烽火中，在中国民众十四年的抗战历程中，可以说，“四四儿童节”诞生之日始于国难即将来临之时，亦始终在国难中艰难延续。
1938—1949
抗日根据地与解放区中的儿童节
国难深重之时，抗日根据地虽条件艰苦、物资匮乏，比之平津沪宁各大城市的经济实力相差甚远，但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各级组织团结一心、保障有力，“四四儿童节”的庆祝与纪念活动组织得丰富多彩，儿童卫生与教育工作也真抓实干，在抗战期间形成别开生面、风景独好的局面。
毛泽东本人相当重视儿童卫生与教育工作，始终将中国革命与新中国建设的未来寄托在孩子们身上。早在1938年6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创办的《边区儿童》小报上，即有其亲笔题词：“儿童们起来，学习做一个自由解放的中国国民，学习从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争取自由解放的方法，把自己变成新时代的主人翁。”同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为抗日根据地儿童特设了“延安保育院”，毛泽东为其题词两幅：“好好的保育儿童”和“为教育后代而努力”。
抗日根据地的“四四儿童节”，毛泽东也多次为其题词纪念。1940年题词“天天向上”，发表在当年4月12日延安《新中华报》上。1941年题词“好生保育儿童”，于当年4月13日发表于《新中华报》。1942年又题写了“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这一题词发表在了儿童节当天的《解放日报》上。
翻检史料，考察史实，不难发现，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抗日根据地各级组织，对儿童节的高度重视，是将理念宣扬与工作实践相结合的，并不是“雷声大、雨点小”的形式主义。即使是在抗战烽火正炽、时局动荡不定的复杂形势之下，仍然切实保障儿童权益，并始终将国家、社会的未来与儿童相关联，始终把儿童工作作为一项常规、长期的重要工作来落实。
“四四儿童节”首次登上被视为“国家名片”的邮票，是在最早被解放的大城市——哈尔滨。1947年儿童节前夕，哈尔滨筹办儿童团成立大会，以毛泽东题词“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为口号，号召解放区的儿童树立主人翁意识，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当时驻哈尔滨的东北邮电管理总局，为此决定于4月4日儿童节当天发行《四四儿童节》纪念邮票一套，以示祝愿与纪念。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套纪念儿童节的邮票，全套3枚，面值分别为5元（浅红色）、10元（黄绿色）和30元（橘黄色）。3枚邮票主图是一样的，一队前进的少年儿童，一个孩子手执飘扬的旗帜，旗上写有“儿童拥军慰问队”字样。5名儿童斜挎书包或红十字药箱，神采奕奕、步履矫健。
1949年的儿童节，是新中国成立前夕最后一个“四四儿童节”。香港学生文丛社出版的《我们的节日》一书，对这最后一个“四四儿童节”有着别样的记述。书正文首篇文章即为《一九四九年儿童节日儿童文化工作者宣言》，开篇即语：
在被称为“儿童世纪”的今日，“救救孩子”的呼声绝少反响的中国，我们幸而见到新中国快将来临。在这天将破晓的时候，我们从事儿童事业的文化工作者看到儿童身心上所受到的痛苦与缚束，深感我们责任的重大，愿把我们的心声发（化）为呼吁，决心以团结的力量为儿童幸福加紧奋斗……
这份宣言由当时流寓香港的知名学者与作家联合签署，计有曾昭森、黄庆云、芦荻、袁水拍、陈君葆、钟敬文等三十五人。显然，学者作家们已然预见，新中国的曙光即将灿然开启，新中国的少年儿童必将拥有崭新的人生与未来。
1950—2019
欣欣向荣“六一儿童节”
1949年11月，苏联在“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执委会会议上提出,为保障全世界儿童的权益，反对虐杀和毒害儿童，纪念全世界所有在战争中死难的儿童，建议将每年的6月1日定为“国际儿童节”，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代表对此积极响应，提案终获通过。
据此，1949年12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作出相应规定：将“六一国际儿童节”定为中国儿童节日。1950年3月30日，教育部发出通告，正式确定6月1日为我国儿童节，同时废止原有的“四四儿童节”。至此，“四四儿童节”完成历史使命，“六一儿童节”成为中国所有少年儿童新的节日，历史也随之开启新篇。
1950年4月1日，由宋庆龄倡办的《儿童时代》半月刊正式创刊。在首页的发刊题词中，宋庆龄满怀深情地写道：
过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许多小朋友得不到温暖的保护，充分的营养和文化教育，他们在悲惨的黑暗的环境中流浪与挣扎。现在，全国大陆基本上已获得解放，太阳光已照耀到每个人身上，民主的新鲜空气，充满在每个角落，使小朋友们自由地、活泼地创造新的时代。《儿童时代》的刊行，便是在给儿童指示正确的道路，启发他们的思想，使他们走向光明灿烂的境地。
在第一个“六一儿童节”来临前夕，由宋庆龄倡办的《儿童时代》半月刊创刊发行，其历史意义与社会价值之重大，可以想见。作为新中国最早的综合性儿童杂志，《儿童时代》的诞生，不但体现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儿童工作的高度重视，更彰显着新中国少年儿童蓬勃向上、欣欣向荣的新时代风貌。
1950年6月1日，新中国的少年儿童迎来了第一个国际儿童节。尽管新中国百废待兴，条件艰苦，但为了筹备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响应“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等团体发出的“保卫儿童权利、争取和平”呼吁书，国内11个人民团体和中央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专门组成了庆祝儿童节筹备委员会。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挥笔题词“庆祝儿童节”，表示热烈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则在题词中殷切寄望：“新中国的儿童，要爱祖国、爱科学、爱劳动，准备好好的建设新中国。”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纷纷题词，以表庆祝与纪念。
这一天，5000名儿童聚集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庆祝自己的节日，苏联、朝鲜等国家的小朋友和他们的母亲，也应邀出席了庆祝大会。朱德总司令在庆祝大会上勉励小朋友们说：“你们的年龄，现在虽然还小，但要努力学习，学会各种科学知识，并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得强壮，准备参加建设新中国的工作，把贫穷的落后的中国变成有高度文化的强大工业基础的中国。”话语间透出的殷切关怀与深切期望，令人动容。
从这一天起，每年“六一儿童节”，全国各地都组织各种形式的活动，庆祝少年儿童的节日。当然，关爱少年儿童，并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活动的运营效果所能体现的。70年间，从慈善福利组织的完善、全面实施义务教育，到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施行，政府工作与社会各界充分互动互补，儿童权益的保障力度不断提升。“四四儿童节”设立的初衷，在“六一儿童节”中一步步实现。
无论是国际国内风云变幻、物质消费相对匮乏的年代，还是改革开放后物质精神文明成果日益丰富的年代，中国的少年儿童每逢“六一儿童节”，都会在各级政府与全社会的关爱下，度过难忘的人生节日。笔者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至今仍然记得小时候度过的每一个“六一儿童节”。或有校内组织的精彩丰富的各项活动，或有区级政府组织的奖品琳琅的游艺大会，或有新华书店组织的价廉物美的连环画展销，或有体育场馆组织的免费游泳与体育竞赛，等等。那童年的记忆中，每年“六一儿童节”怎样度过，始终是重要话题之一。
每一位曾经历过、曾拥有过“六一儿童节”的人，或多或少能感受到这一节日历年来的变化——这一变化不仅仅是个人从童年到壮年的成长，更是共和国从起步至腾飞的巨变。一代又一代中国少年儿童业已随着共和国的成长而成长，也以自己的成长见证着共和国的巨变。他们或已步入老年、中年，或正值青年、少年，也可能还是儿童，无论怎样，“六一儿童节”注定已成为他们生命中的重要印记，在他们的心中时时温暖，时时闪耀。
（原标题：童心闪耀八十年——从“四四”到“六一”的儿童节）
来源 北京日报副刊 原创： 肖伊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