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过去多年，纳粹的恶行依然令人心有余悸。在世人眼中，带有钩十字的鲜红纳粹党旗也是邪恶的象征，昭示着那段惨痛的历史往事。然后，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在战争期间，一面在南京城内展开的纳粹旗，非但不是为了害人，反而成为中国人的“救命符”，庇护救下了数百条生命。

有人说，这是以恶魔之名行天使之职。

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残酷的战争年代，仍有未曾泯灭的良知与善意，即使力量有限，光芒微弱，却是洞穿幽冥的崇高存在。

1、

1937年，12月的某一天，南京。

一对中国的母女，惶恐地低着头赶路，在路过小粉桥路的时候，她们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一队日本兵从对面走了过来。

彼时的南京，城已陷，人已乱，禽兽横行，如同炼狱。一名日军士兵很快发现了那对中国母女，他加速走了过来，直接拉着女儿的手，往旁边的一幢小房子里拖。母亲一边哭着哀求，一边拉着日本士兵的手不肯放。然后她被一脚踹倒在地上，旁边的日本士兵端起枪，周围的人都不敢作声了。

就在那个女儿快被日本兵拖入小屋的时候，一个德国人突然冲了过来，用英语大声喊：“停止！”

所有日本兵都愣住了，拿在手里的枪，也不敢动。

因为那个德国人，身穿德国军装，头戴德式钢盔，腰里别着一把手枪，最关键的，是他的手臂上佩戴着“卐”字的袖章。

僵持了一会儿，日军士兵吃不准对面这个“盟友”到底是何来路，最终决定放弃，掉头离开。

这一幕，来自“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汤英的回忆。那个半路杀出来的德国人，叫约翰·拉贝。

　约翰·拉贝（1882年11月23日-1950年1月5日）

2

1882年11月23日，约翰·拉贝出生在德国汉堡。

拉贝早年丧父，所以只念到初中，就出去做了学徒。因为老板的推荐，他去了一家在非洲莫桑比克的英国公司，在那里，他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英语。

1908年，拉贝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途——作为德国西门子公司的一名雇员，他被派往中国工作。1911年，拉贝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电讯台，后来又在上海另建一个新电讯台（一直到拉贝1938年回国，西门子一直享有中国海军使用西门子电讯台装备的垄断权）。

在中国，拉贝去过沈阳、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因为长期在中国经商的关系，他可以说是一个“中国通”了。

1931年，拉贝在中国南京定居下来。他的身份之一，是西门子的南京代表处负责人，负责经销通信器材、防空报警系统、电话系统、交通材料等，兼任商人协会会长、校长等职。同时，他还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德国纳粹党驻中国南京分部的副部长。

没错，拉贝是一名纳粹党员。

拉贝在南京的家，位于广州路小粉桥1号。那是一幢带院子的独立小楼，也是德国纳粹党驻中国南京分部的办公地。拉贝当时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小粉桥1号”这栋小楼连同院子，会在六年后成为中国难民心目中最安全的天堂。

3

1937年12月13日，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陷落。在之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整个人类文明史上都罕见的兽行，在南京这座古都的各个角落里每时每刻发生着。那个以文明和自律而自豪、尊崇所谓“武士道”精神的军队，上至军官，下到士兵，如同地狱里爬出的万千恶鬼，用突破人类想象力和耻辱度的残暴行为，不断冲破人类文明的底线。当然也震惊了约翰·拉贝。

在小粉桥1号那栋小楼里，愤怒的拉贝开始将自己在南京城的所见所闻，写成日记：

1937年12月14日

开车经过市区，我们才晓得破坏的巨大程度。车子每经一二百米就会轧过尸首，那些都是平民的尸首。我检查过，子弹是从背后射进去的，很可能是老百姓在逃跑时从后面被打死的。

1937年12月16日

我开车到下关去勘查电厂，中山北路上都是尸首……城门前面，尸首堆得像小山一样……到处都在杀人，有些就在国防部面前的军营里进行。机枪声响个不停。

1937年12月22日

在清理安全区时，我们发现有许多平民被射杀于水塘中，其中一个池塘里就有30具尸体，大多数双手被绑，有些人的颈上还绑着石块。

1937年12月24日

我到放尸首的地下室……一个老百姓眼珠都烧出来了……整个头给烧焦了……日本兵把汽油倒在他头上。

1938年1月1日

一个漂亮女子的母亲向我奔过来，双膝跪下，不断哭泣着，哀求我帮她一个忙。当我走进一所房内，我看见一个日军全身赤裸裸地趴在一个哭得声嘶力竭的少女身上。我立即喝住那个下流无耻的日军，并用任何能够让人明白的语言向他呼喝。他丢下一句“新年快乐”就逃走了。他逃走时，仍然是全身赤裸，手中只拿着一条裤子。

翻开南京大屠杀期间拉贝的日记，有很多是写给日军指挥官和日本大使馆的抗议信，信中详细记录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枪毙”“砍头”“强奸”这些名词几乎充斥了每一页。

但是，日本人又怎会听得进拉贝的意见？表示一声“非常遗憾”，已经是最礼貌的回应了。

拉贝明白，不能只是写日记。

4

首先，拉贝把自己那栋小楼，变成了一个难民收容所。

一开始，只是拉贝家附近的邻居躲了进来，再后来，“躲进拉贝家就没事了”这一消息开始迅速传开，四周的难民开始向拉贝家聚集——只要能有一丁点地方空余，拉贝来者不拒。

最终，拉贝家那不大的院子里，一共收纳了600多名中国难民。那时正值寒冬，拉贝在院子里给他们搭了芦苇棚，铺了稻草。据当年住在拉贝家院子里的丁永庆老人回忆，天冷后地上潮湿，拉贝给难民们每人都发萝卜根，让他们煮着吃祛湿。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拉贝努力给院子里所有的难民每天一人发一小杯米，一个星期发一次萝卜根和蚕豆。

“我知道很少，但我已经尽力了。”拉贝对他们说。每一个在拉贝家院子里出生的中国新生儿，都会得到拉贝的礼物——男孩10美元，女孩9.5美元。不少中国父母就把男孩取名叫“拉贝”，女孩取名叫“朵拉”（拉贝的妻子的名字）。

1938年的新年，拉贝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得到了一份预料不到的再好不过的圣诞礼物，那就是600多个人的性命。”而对于难民们来说，能住进拉贝家的院子，不仅仅代表着可以满足温饱，保全家庭，更重要的是能够保住性命和免遭羞辱。

幸存者汤英至今都忘不了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那天晚上，拉贝正好外出，有三个日本士兵从拉贝家院子的围墙外翻了进来，寻找“花姑娘”。当日本兵用刺刀顶着一个中国女子要推出围墙的时候，拉贝正好回家。“喇叭先生回来了！”所有的难民齐声大喊——他们一直把“拉贝”喊成“喇叭”。拉贝像一头怒不可遏的狮子一样冲了进来，对着日本士兵用英语大吼，叫他们滚出去。日本士兵看着拉贝手臂上的纳粹标志，尴尬地想从大门走出去。但拉贝坚决不允许——他要求日本兵从什么地方爬进来，就从什么地方爬出去。日本士兵并不想在中国人面前丢脸，坚持要从大门走出去，于是拉贝大声吼叫着，拔出了手枪。三名日本士兵只能乖乖地从围墙上爬了出去。

日本兵翻围墙的事其实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拉贝让难民门组成巡逻队，一发现有日本人翻墙进来就吹哨子，然后他就奔过来驱赶。每一次，拉贝都不允许日本兵从大门走出去，必须翻墙回去。随着投奔拉贝的难民越来越多，他也越发意识到自己这栋小楼对保护难民的重要意义。

在拉贝家的院子里，有一面很大的旗帜，那是他和家人一起用床单做的。当初放这面旗帜是为了让日本飞机看到不要投下炸弹，后来是希望所有的日本人看到后能够“绕道而行”，放过里面的难民。

那是一面纳粹的党旗。

电影《拉贝日记》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