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批太监的归宿

立马关帝庙作为京西规模最大的太监养老庙，接纳了众多没钱的老太监，因为这里不像万寿兴隆寺那样有“养老义会”制度，而更像是慈善机构。那位接替刘诚印的慈禧后期的太监二总管孙玉贵（这位太监最出名的事是庚子之乱中将珍妃推下水井，是个杀手），也在慈禧去世后随同李莲英出宫，就落户在立马关帝庙。他用自己积攒的银两为寺庙购买了周边六百八十亩稻田，与他的徒弟及众多还有劳力的太监以种稻为生，直至1926年去世。

孙耀庭（左）与广化寺主持合影

寿至九十四岁高龄、以口述自传拍过电影《中国最后一位太监》的著名末代太监孙耀庭，也是寄居立马关帝庙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土改运动时，太监们因为有稻田庙产被划入地主阶级，他们被集体轰至长河东岸的长春桥村，也就是说他们从长春桥跨河，从西侧的关帝庙搬至东侧的长春桥村。

长春桥村的大致位置在今天的海淀区政府大楼、北京大学万柳宿舍一带，离历史上乾隆敕建的泉宗庙很近。这便是我在本文开篇提到的花猫与喜鹊追逐的地方。我曾看到资料提及居住在这一带的人回忆，20世纪50年代长春桥村一带有高低土坡，偶尔会看到面色苍白、老迈体弱的太监在那里散步。

在长春桥村居住的太监有张自光、赵荣升、边法长、侯长贵、张修德、池焕卿、孙耀庭、老郭三和蔡当家的。这些大约还算是有头脸的太监。再后来，他们被集中到万寿兴隆寺及后海广化寺生活，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痛苦的世间生活也就结束了。

写到此处，我自己都很讶异这座立马关帝庙竟然与清朝后期的著名太监都有各种各样的联系。

归宿的归宿

我一直认为太监制度是人类史上一种惨无人道的制度，纯真的儿童过早地被成人社会在生理上给予如此残忍的戕害，这是多么野蛮。从明末崇祯时期的九万名太监到清朝初期的九千名太监，数目依旧很大。直至宣统年间，据载，皇宫发生过一次火灾，溥仪疑心是太监故意放火要烧死他，故而轰走了宫内绝大部分太监，那次出宫的也有一千人左右，这是清朝末期的数目。

极少数原在宫内就是有头有脸的太监头子，他们各种积攒克扣，攒下了不菲资财，而流离出宫的大多数太监连社会的最底层都不如，不仅是贫困无有所依，还因为阉人的身体，困扰他们一生的心灵的扭曲，他们甚至连自己都认为自己今生卑贱无以做人。

紫禁城里的太监，北平，中国，1948年

我看过一段文字讲述某位学者20世纪30年代在北平的茶楼远远地看到太监在为一些猎奇的人讲述宫廷旧事，本想招呼过来，他的朋友便说，这些人又脏又臭面目丑陋，就靠卖点编排的故事讨口饭吃。事实上，很多出宫的太监在民国时期就已沦为不堪的乞丐，苟且残生。

立马关帝庙里的太监还算是幸运的，他们至少还不至于流浪街头，而是在京城的郊区过上一段农人生活。新中国也没有为难这些可怜的人，在他们最后的老病人生阶段还是以寺庙的方式收容了他们，给他们养老送终，我想这多少还是各种人的善良之心在散发热度吧。

太监们离开立马关帝庙后，这里一度被征用作学校，这个学校后来并到今天的北京市第十九中学。再后来，这里变成盲人五金工厂职工宿舍，直至今日。现在它已呈现废墟状，虽然被列为文保单位已跨入第十五个年头，但因拆迁安置补偿等复杂问题一直没有处理清楚，这座迄今我见过的京城最大规模的关帝庙，仍在以残破之躯不知何去何从。

本文摘自《北京的隐秘角落》，有删节。感谢甲骨文图书授权转载。

《北京的隐秘角落》，陆波著，201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