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个体“我”为主角的歌唱，一如惊雷滚过朗朗晴天，震惊全场。崔健高喊出的“我曾经问个不休”，瞬时唤醒了无数人心中沉睡多年的那个“我”。原来，个体是可以在万众跟前撒野、呐喊、高声发问的。“我们”这个集体，是可以被“我”这个个体挑战的，甚至推翻的。

宛如中了狂野不羁的魔咒，众人不由自主地跟着崔健这个个人一起摇摆，当《一无所有》最后一个音符随着崔健摇晃的身体吼出，体育馆内如海啸来袭，顿时爆发出排山倒海的呼叫。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源于美国的摇滚，最初是在战后物质生活富足的白人青年中流行，他们试图从音乐上打破以父辈为代表的主流文化格局。早期的摇滚借用了爵士、摇摆、福音音乐等黑人音乐的经典元素，而歌词更是与青年的日常有直接关系，关注约会、性等主流文化避讳不谈的问题。

摇滚影响了青年的政治态度与穿衣打扮，表达了成人社会也感受到但从没谈论和受到重视的一些情绪，从而打破了主流与非主流文化的边界。不少研究摇滚的西方学者认为，摇滚乐的诞生意味着美国青年文化的觉醒，它给青年人带来了归属感，只要有摇滚，即便独处也不觉孤单。摇滚大约在八十年代初，已经“摇”进中国。

此时，民众的物质生活渐有起色，精神开放自由。摇滚在最正确的时间落到中国土壤中，一下就生了根发了芽结了果。崔健们受到舶来摇滚的鼓舞，开始发泄精神的苦闷。在登台北京工体后，崔健每每出场摇滚，几乎都着军装，或戴棒球帽，帽子上别个红五星。

崔健

他的穿衣打扮跟他的摇滚一起，构成了朱大可所说的“一个极具煽动性的隐喻式的视觉语句”，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隐喻，对过往的传统进行反讽性的挑战。而他的《一无所有》，既是中国摇滚的开山之作，更是青年文化的反叛旗帜，像一把温柔的刀，触及了这个时期青年人精神上的伤痛和彷徨，尊重个体价值、挑战集体权威的精神，深刻影响了后来的青年人，无论摇滚还是不摇滚。

崔健的演唱磁带几天工夫红遍万水千山。也许，他的摇滚像他自己所说，与政治并不沾边。然而，对众多迷茫、焦灼不安的年轻灵魂来说，他的摇滚却是那样的慰勉人心。由于他的摇滚不偏不倚地契合了年轻一代孤寂、敏感、脆弱的精神状态，崔健被当作亚文化领军人物，继而成为反叛主流的符号。

在崔健摇滚旗帜的引导下，若干摇滚乐队相继涌现。崔健们带给年轻人其他任何主流文化形式都无可比拟的心理冲击和慰藉，因此，舞台上叛逆者的形象尽管显得符号化——牛仔裤、T恤衫、披肩发，但青年人依然为这种反传统的形象而疯狂。他们在模仿崔健们摇头晃脑、声嘶力竭摇滚的同时，已从容不迫地回避了与现实社会的直接冲突，从而安全自如地逃离了主流文化的控制。

如果说崔健们驱策了青年人的叛逆情绪，那么，音乐电视的引进则让他们看见了崔健以外的反主流文化的风景。美国的迈克·杰克逊、香港的“四大天王”对他们来说，似乎比任何名人的名字更有意义，更有魅力和感召力。他们从对摇滚乐和流行音乐明星的崇拜、痴迷，发展到对其装束的效仿。为了表现同主流的对立，有意把服装弄得千疮百孔、惨不忍睹：

在衣服上涂抹乱七八糟的颜料，牛仔裤膝盖上挖洞，屁股上开天窗。“衣衫褴褛”是青年人内心冲突的一面镜子，镜中人是长期受到限制而隐蔽起来的自我，极度渴望自我的释放和张扬。但是，这镜子同时又反射出了一种新的青年群体的集体意识：无病呻吟。

这一代人没有值得忧伤的经历，他们没有经历过诡谲政治运动的伤害，没有生活磨难，也没有什么狡诈龌龊的心机。可他们却随时发出活着真累的感慨，动辄就说心烦、郁闷，而正是这种装腔作势的叹老嗟卑，他们在服饰的叙述上，开始接近西方亚文化群体反主流的语句了。

《衣不蔽体：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服饰与身体》，赤桦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