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地区量大面广的民俗活动、丰富多元的文化市场、细致讲究的节俗礼仪，为桃花坞年画提供了充沛的创作题材，也扩容了产品的消费体量；反过来，桃花坞年画又与市民生活与城市地景密切对应，成为了活色生香的都市生活如影随形的重要标记。

[市场]

桃花坞年画曾是外销产品，这也是姑苏版画大量保存在海外的原因。国际化的制作技法和销售对象，体现了都市化的桃花坞年画对国外市场的适应与辐射能力。

明代晚期至清代中期，苏州俨然已是海内外知名的大都会。桃花坞一带不仅商业兴盛，而且还是工艺品的产销中心和时尚渊薮之地。以苏灯、苏绣、苏裱、苏扇为代表的“苏作”名重一时；与市民文化趣味共鸣的园林、服饰和菜肴等生活情趣，也艺术化地与物质生产融为一体。桃花坞年画在大都会的时尚中心，左右逢源，集众彩于一身，其雅致、高档和国际化一时无出其右者。这种市场导向无疑也是都市属性的。

桃花坞年画之雅，是文人绘画与民间绘画相互渗透的产物。苏州乃吴门画派的所在地，既有像沈周、文徴明这样的文人画家，又有唐寅、仇英这样的职业画师。石守谦就曾撰文论证文徴明的《寒林钟馗》是在其六十五岁的除夕之夜，与仇英的联袂之作，可见其过往甚密。桃花坞既有文人画雅致的风韵，能博得以商人为代表的主要受众的仰慕而获得润笔；又通俗可亲，迎合着市民阶层未必能沉潜孤高的审美趣味。桃花坞年画中常见平民化的题款、钤印，就是文人画诗书画印结合的余风。像清初署名“亮先氏”的《花卉博古图》，七色套印，花卉部分采用饾版工艺，题有“折来金屋争奇艳，一种天香富贵宜”，穷极彩印饾版之技艺，荟集描画细刻之精华，趣味雅洁。

消费趋势的高档化则是与江南的富庶相配的。明代嘉靖以后，城市空前繁荣，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的发达也刺激了消费，“好货、好色”之风浸染商人、手工业者、城市文人以及舞妓、帮闲等组成的市民阶层，明末《兼葭堂杂著》云：“今天下之财赋在吴越，吴俗之奢，莫盛于苏、杭之民”。像《姑苏阊门三百六十行》这样的作品，不仅在内容上讴歌盛世太平、富足祥和；在形制上也大气磅礴，制作精良。如果按照庞薰琹的看法应合二为一的话，会是一张一米见方的巨型版画。张朋川认为，这幅画“采用焦点透视法绘成，并有明暗光影，是我国迄今所知有确切年代的最早模仿西洋铜版画风格的大型的民间木刻版画。销售对象应主要是来苏州贸易的国内外客商，起到形象的城市名片的作用”。桃花坞年画曾是外销产品，这也是姑苏版画大量保存在海外的原因。

国际化的制作技法和销售对象，体现了都市化的桃花坞年画，在覆盖广阔的国内市场的同时，对国外市场的适应与辐射能力。清代雍乾年间，桃花坞年画流行过“仿泰西笔法”，比如，《山塘普济桥中秋月夜》这幅中堂的题款上就明确撰有这样的字样；至于《西洋剧场图》则已经是完全翻刻西洋的铜版画了。周新月认为，铜版画风是经日本长崎而入中国，而长崎则受荷兰风俗铜版绘画的影响。此说还有待更直接的物证，但国家、都市之间经由贸易、文化的交流对风俗画的创作产生影响，却是历史事实。至迟到清康熙年间，桃花坞年画就经由长崎传播到江户，现英国、法国、俄罗斯和日本的博物馆都藏有大量清以降的桃花坞珍品，高福民著《康乾盛世“苏州版”》中多有图录。

桃花坞见过世面，也成就了自己的世面

唐寅晚年曾作《桃花庵歌》，中间有“花开花落年复年”和“车尘马足富者趣”两句，多少可以窥得当年桃花坞的如梦盛景。我们在此集句“车尘马足年复年”，是想形象化地说明桃花坞年画从地理位置，到题材和使用场景，直至消费趋势上都具有明显的都市性。当然，聚焦桃花坞年画的都市性及其全盛时期（清前期至太平天国运动前）的代表性特质，并不意味着要忽视或者否认她也有一批面向农村市场、具有浓厚乡土气息和浓郁装饰性的作品。然而，康乾盛世桃花坞所展现出的融会贯通的艺术襟怀、“进乎道”之匠心与技艺、纵横中外商海之气度，恐怕在中国众多地方年画中是独一无二的，由此表征出的她在历史进程中的先进性，也毋庸置疑。桃花坞见过世面，也成就了自己的世面。

年画让过往的社会及其风情不至于在时间的流逝中丢失，使我们在观赏图像本身的同时，有可能利用它们去解读真实的历史，以及在相应的社会进程中存在的机遇和风险。温故而知新，我们也许可以突破束缚桃花坞木版年画的所谓“传统模式”，尊重历史原境中的生命力，对姑苏版画乃至一般意义上的传统技艺做出真正延续历史脉络的富有当代性的评估与传承。

车尘马足诸（猪）市旺，桃花灼灼年复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