毗邻东三环女人街，一间还原中国宋代风格的“艺术生活空间”悄然在文青圈火了，从繁忙的写字楼和琐碎的生活里出走，到这里写书法、品茶、听宋时故事，成了他们放松心灵的一个方式。

空间主理人蝶般兰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平和娴静。她从小在四合院长大，“写了50年字”，很早就开始学习宋词，上大学后，研究的方向又是唐宋文化，因此，这个空间差不多是她安放自己“热爱”的地方了。在这里，她用多年来一点点收藏的北宋原件器物和词画，还原出北宋时期文人生活中斗茶的情境。她给这个空间起名就叫做蝶般兰·宋庭。

哪怕住在水泥丛林，也要有两米园林

蝶般兰坚持所有设计都源自宋代生活美学。在她看来，北宋的生活美学，意味着简约大气、朗隽秀逸、富贵低调、亲近自然。从最开始设计艺术生活空间布局时，她心里回转的，是“一米茶席，两米园林，三生万物”的理念。

每个走进会客厅的人看到宋式茶席的设计都觉得眼前一亮，一张主茶席与六张客茶席遥相呼应。蝶般兰指着边柜里摆放的茶器一一介绍，从喝茶之前用于薰手的香炉、焙干茶叶的烤炉，到制成茶末的碾子，都是宋代原件。

“中国历史上，宋代大概是‘开party’最多的时期，宋代家具的尺寸、设计都非常适合人久坐，而且不像现在大家聚会时要凑得近些才显得亲密，那时候大家喜欢间隔落座，也自有一种无拘无束。”蝶般兰饶有兴味地从一把椅子，讲起宋代生活的细节，“宋椅坐上去要很靠后，用类似打坐的姿势，为什么这样坐？你看，两腿交叉往后靠，这样会坐得非常舒服。你想想看，婴儿在妈妈肚子里，也是这样坐的呀。”

蝶般兰说，之所以一直醉心宋代文化，就是因为它跟自然最贴近，“从皇宫贵族、文人雅士到平民百姓，都离自然很近。过去一个家中，园地自然通常是居所的外延，这对人的生命体本身也很重要。天地人，没有天，没有地，光剩人，仔细想想是不是很可怕？”她记得之前曾经看到一篇文章说现代社会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是抑郁症，“竟然超过了各种癌症，很难想象”。在她看来，现代社会人们这种亚健康状态和心理问题，跟“与自然切断”是有关联的。即便是居住在高楼的水泥丛林，也要学会利用阳台或哪怕一两平方米的地方，开辟一个园林空间，“有石，有水，有植物，人在其中精神就会放松”。

在蝶般兰看来，任何一个传统文化也得能用、能进入人们的生活中去，“把它用在当下，它才能真正传承下去。研究完了，不用，没有意义”。

难以忘怀的童年，熏染传统文化的基因

上世纪60到80年代，琉璃厂西厂胡同的一个大四合院，给蝶般兰留下难忘的童年记忆。她从小生活在姥爷家，住了近二十年的四合院生活也给了她传统文化的滋养。

蝶般兰出生在特殊年代，解放前姥爷在琉璃厂经营字画生意。她记得特清楚，那个院子里住的都是些个老技工，最好的裱画、制笔、做墨，还有木工师傅，当时，院子里住的只有老头老太太，他们的孩子都到祖国各地去支边了，家里也只剩一个大姨待在姥爷身边，全院只有她一个小孩。“早上起来我先扒着案子跟人熬糨子裱画，再摔墨、捋笔毛，一通瞎忙活，干的全是手工活。”整个院里的老头老太太紧着疼她一个小孩，“我记得院中间有棵大海棠，树底下有个小桌子，把我搁那儿，每顿饭谁家做的第一口好吃的，准在我嘴里，我那时候真的吃百家饭。”

平时与其说老人陪她玩，倒不如说是她带着一个院的老头老太太玩，“那时候卷烟用的白纸条，我在上边写上5分、2分、1分，然后老头老太太都拿板凳坐一溜儿，我卖车票，他们假装上车下车，乐此不疲。我那时候的梦想就是当公共汽车卖票员。”吃完晚饭该纳凉了，街坊爷爷一叫“妞，出来坐这儿”，就到了“老头老太太玩我”的时候了，“坐那儿他们就开始出考题了，这边爷爷出对子，他出上联，我对下联。完了那边的爷爷给我讲过去大清朝的故事。”

她特别怀念胡同里的快乐童年，外面一过卖棉花糖的，卖糖葫芦的，卖冰糕的，她听见吆喝，“只要我一出去，那些人全给我吃，我没花过钱。当时心里倍儿美，觉得谁都愿意给我吃的，自己特有面儿。后来才知道，人家反手就进我们院去要钱了，只不过谁见着了都给付钱。”

她后来才知道，小时候陪她玩的老人，个个都是了不得的人物，她印象特深，最后拆池爷爷家的时候，是把整个房子拆走的，因为墙上裱了厚厚的画，“都是中国当代大画家的画，一层一层裱了一堵墙”。

提到学习书法，蝶般兰坦承是源于家学，她家中老老少少大多喜欢写写画画，不管是什么职业，书法绘画，都伴其终生。“我记得小时候总是想赶紧完成任务，我性格又不具备反抗精神，大人交代的不敢不做，所以，看起来总是很快写完，至于质量没有考虑过。”就这样做了好一阵子好孩子，终于被大人揪住了。她印象很深，姥爷的工资是一百零几元，不过在当时很高了，有一天，姥爷领着她到荣宝斋花五元钱买了一张宣纸。那时候，全家老少一个月的饭钱也不过二三十元，这张纸可以说是天价了。回家之后，姥爷打开柳公权的《玄秘塔》告诉她：“学写字，首先要学会的是读帖，今天，就在这张纸上写。”对着那张很贵很贵的纸，她吓得不敢下笔，全然没了平日里纸一抻就大笔一挥的劲头，小手捧着字帖，左右端详，半天过去还不敢动笔。后来，大人们说，那天她动笔的时候，比以往都认真，写得也比以往都好，“我记不得那个字是什么了，但我从那天起，学会了读字”。渐渐地，她读帖能读懂了那些字的美，以及它们的精神气质，在她看来，中国字里，有平衡，有乾坤，有中庸，有运筹，“所有的这些理解，除了身体力行书写到今日，大概也起源于那一日开始读帖”。

3岁半，父亲就让她拿起了毛笔，4岁开始学写字，直到今天，50年间，写字已经成了她的生活习惯。回头看去蝶般兰觉得正是那些传统文化的强大基因，熏染着她的童年生活，被传承下来，“提笔于纸上，游刃有余，任时光流转，我觉得这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和安慰”。

写好字，可以慰藉老人家，也可以让我心安

后来上了小学，学校开书法课，北京市西城区少年宫成立书法班，为了留苗苗，为了传承书法，到各小学挑孩子，一挑，她就被挑了进去。当时国家很重视这个班，定期有大师来给她们授课、笔会、讲座。“后来有一回回少年宫翻看老照片，才知道，他们是启功、范曾、欧阳中石、李铎、刘炳森等等，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啊。可小时候不懂，只觉得他们很和善，很有趣，和我们一起在北海团城练剑、在少年宫的古殿里写写画画，其乐融融。”

蝶般兰在少年宫接受了严格的传统文化训练，除了学习写字，还要学习古诗词、篆刻，“我记得学古诗词的时候，最喜欢看的就是老先生摇头晃脑地咏词，我们在底下笑个不停，开心得不得了。学篆刻的时候，最快乐的是磨石头，把石头磨平这件事，我们下的功夫远远大于篆刻本身。”从小学二年级一直到高中二年级，蝶般兰课余都在少年宫度过，她觉得那里是自己的快乐天堂，“不是因为年年全国中小学生书法比赛拿大奖，更大的快乐在于，那时候我已经爱上了书法”。

往事如烟，无法忘记的还有令蝶般兰深爱的教书法的杨培义老师。杨老师就住在少年宫里，一生默默无闻倾注于书法教育。她刚去少年宫书法班的时候，年纪很小，下学后自己要从育民小学坐好几站公交车到少年宫，中间还要转一次车，每次她都前后走一站地，这样就可以不转车，省下一根冰棍钱。因为上一天课下午放学后真的很饿很饿。没几次，这个小举动就被杨老师发现了，从那以后，每次一进教室，杨老师就把她先带到办公室填肚子，桌上总是放着一盘蛋糕、一杯麦乳精。要知道，当时那些可是平时很难吃到的。就这样，她一直吃到离开少年宫，离开杨老师的那一天。

后来蝶般兰上大学时，书法老师幸运地遇到启功先生。启老豁达开朗，课堂上妙趣横生的讲话给她留下很深印象。她记得有一次去启老家，先生对她说，“外面都说我现在一字值千金，来求千金的人多了，我要是每天在家写千金，就不值钱了。”说完爽朗地笑了好一阵。她当时就意识到，“越是有货的人，越敢拿自己自嘲，而且还那么风趣，不失气节。”那一幕定格在她脑海中，至今历历在目。

到现在，蝶般兰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上大学后很少能回去看望杨老师，“我刚工作的时候，他就离开了，我因为在外地采访，没能送他最后一程。到今天，我常常在想，写好字，把书法传播开来，应该是老师希望的，可以慰藉可爱的老人家，也可以让我心安。”

这支笔，是祖先留给我们最好的“素质训练工具”

后来在生活中蝶般兰才慢慢意识到，写书法的人通常会具备一种“集中力”，“这不是一心二用，是短时间抽离的能力极强。比如我写字时完全可以不为环境所干扰。再比如我坐这儿说话，掉头去倒杯水、跟人家开玩笑，但我回来还能接上刚才说的事，不用坐这儿想半天……这都是书法的训练。”

直到现在，还有好多人追着让蝶般兰教孩子写字，不过让她觉得有点无奈的是，大多家长找她教书法，是奔着让孩子写出漂亮字的目的，还有人直接问“写成老师这样的字能卖多少钱”。每当这时，她都回答，“你不用卖钱，你真正能写这手好字的时候，你什么都干得成。”“实际上我特别不愿意听别人说哎呀你写字真漂亮，我觉得更要紧的在于，这支笔，其实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最好的培养基础素质的工具。”

蝶般兰深有体会的是，书法和书法以外的东西是相通的，其余的修炼会反哺到书法，“人们大都专注于把字写好这个结果，可那仅仅是个结果而已，中间的过程才最重要”。

有的人学三年就想着卖字，问她怎么当书法家，蝶般兰回答对方，“我写字写了50年，写到第40年的时候，才敢说教书法。”她在职场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知道她写字。“中国传统文化最牛的就是四个字：大道至简。真正能做到大道至简的时候，干什么都没那么累，而且还有的是时间享受生活。”

天天触摸，天天用的，当然懂

有一次央美研究生导师杨曦沦来这里坐坐，却意外找到了工作中悬而未决的答案。他坦言之前工作中讨论“艺术管理怎么变成艺术品牌”时大家争论不一，来到这里突然受到启发，他觉得艺术需要围绕着空间、场景才能形成品牌，“如果没有故宫，如果没有故宫的椅子器物，就别聊清代艺术了，有了场景和空间才能把所有艺术形态保留住，像西方有很多家族博物馆、私人博物馆。其中最大的价值就是，有人生活在里面，有生活才有文化熏陶和传承。”

这样的发现也让蝶般兰感到共鸣。中国有大量的极具艺术应用价值但很少被社会认知的艺术家。她特别希望中国人能深入认同中国传统文化，让传统艺术回归生活。

当下太多人沉浸并依赖互联网，在蝶般兰看来，网络带给人最大的影响，是活在一种“扑棱”的状态里，“像扑棱蛾子似的，看着挺热闹，其实没干出多少事”。譬如说她看别人烧制宋代茶杯，“找两张图式，摁住赶紧烧，完了又去窑口看，一看不对拿出来噼里啪啦再改，再烧完了拿出来，一问行家，说宋朝茶杯不是那样的……”同样的事，她可以为了烧制这杯子从头学习宋文化，再看两个月的书，“确保我出手一刹那一定要稳准狠，确保是对的。别人看我挺轻松的，但其实前面得想好，还不能急，得读书。”她老觉得，如今人们光看手机真的不行，一定得读书。“我的孩子从小时候开始，就坚持一件事，每天睡前读半小时书，一定是读文字，一定不要看视频，一直到他们自己可以看书为止。”

蝶般兰觉得欣慰的是，真给人们一个这样的环境，人们还是希望有机会从网上走出来，放空自我。不少来蝶般兰艺术空间的人，原本打算写写字就走，结果没想到写完后品茶，散漫地晒着太阳，不知不觉就会待上一天。“即便平时再忙，每月也要给自己放空一天，叫它好日子，叫它智慧日，都好，像这样在一个“两米园林”的透视空间和自然亲密接触，聊聊天，就算发发呆，对人的身心也特别好。喝茶，写字，殊途同归，都是对自己的精神滋养。”

说话间，金丝楠木的案子透过光线的映照，发出摄人心魂的美。在蝶般兰看来，传承要有生活，“这些东西它是有灵性的，生活在其中，就会不一样。我从小就看得懂字，并不是我有多少知识，我天天触摸，天天用的，当然懂，就像刻在身体里的基因。”

文/本报记者　李喆　供图/蝶般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