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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艺人常香玉:戏里戏外都是“花木兰”

新京报 2021-08-12 14: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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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香玉(1923年9月15日-2004年6月1日),原名张妙玲,出生于河南省巩县(今巩义市),豫剧表演艺术家,常派艺术创始人,代表作有《花木兰》《拷红》《红灯记》等。

位于巩义市的常香玉故居。新京报记者 彭冲 摄

位于巩义市的常香玉故居。新京报记者 彭冲 摄

抗美援朝时期,她率领香玉剧社演遍了半个中国,用义演收入为空军捐献了一架战斗机,后又奔赴朝鲜战场进行慰问演出。常香玉曾担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河南豫剧院院长等职,2004年因病逝世,后被国务院追授“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

去过常香玉家里的人都知道,她从来不穿拖鞋。

老了、不上台演戏的时候,她也这样。哪怕坐在收音机前听个小曲,她也坐得笔直,腰板里透出一股精气神儿,像一个时刻准备上战场的兵。

抗美援朝时期,常香玉变卖家当,带着剧社在全国义演,硬是捐出一架苏制米格战斗机。后又奔赴朝鲜战场,慰问志愿军。

在枪林弹雨里的四个月,炸弹撂下来、棚顶的土毕毕剥剥掉在戏服上,只要台下的志愿军不动,她唱的《花木兰》也不停。

“戏比天大”,这是常香玉对自己和观众的承诺,她身上也似乎真有股花木兰的劲儿。

为了更好地表现角色情感,常香玉曾冒着“欺师灭祖”的骂名,对原有的豫剧唱腔进行改革,吸收、融合多剧种的元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常派”艺术风格。

她的戏招人喜欢,字正腔圆,接地气,一句“刘大哥讲话理太偏”,传唱至今。她也招人喜爱,赈灾义演,捐款修桥,农村、工矿的舞台上总少不了她,学生说她“做了一辈子的好事”。

戏比天大

儿子陈嘉康记得,每当常香玉晚上有演出时,父亲陈宪章从中午就开始“紧张”。

那时常香玉30多岁,一家人住在河南省豫剧院。为了保证状态,她总要午休。陈宪章就搬个凳子坐在房门口,戴上老花镜,展开一份报纸。偶尔有人路过、吆喝一声“香玉”,陈宪章赶忙把食指点在唇边,再双手合十放在耳侧,祈求对方别出声。

来人明白了——“香玉睡觉了啊”——又大嗓门的一句,陈宪章紧张得汗都要出来了。

他对一切可能打扰妻子的声响保持警惕,不敢有一点闪失。等常香玉化好了妆,工作人员就搬个椅子搁在场门边——登台前至少半小时,常香玉要坐在这“默戏”——整个人浸到戏里,从头到尾地体味角色的情绪。周围的人心照不宣地保持安静,知道天塌下来都不能打扰她。

“戏比天大”,常香玉总这样说。这是父亲教她的道理。1923年,她出生在河南巩县(今巩义市)南河渡村一个窑洞里。那时,她还叫张妙玲。父亲张福仙是戏曲艺人,决定教她一门手艺来养活自己。

常香玉跟着父亲学习唱腔和武功,串集镇、赶庙会,搭戏班学艺。她每日早起喊嗓子、下腰、踢腿、耗膀子。戏班里流传着一句话,“戏是苦虫,不打不成。”手的位置摆错了,一棍子敲在手背上,练踢腿,练得“腿肿成蚂蚱口,往下流黄水”,父亲也没有让她歇过。

教不会的时候,父亲着急地拧她膀子,拇指伸进她嘴巴里、掐出血,恨恨地问她,“这个字咋咬不清楚呢?”剧场没有麦克风,要让观众听清,全靠演员的吐字和念白,因此,一句唱词就得练上千遍,时间久了,“嘴、牙、舌头,都不知道是自己的嘴,摸着都不是一般的肉的感觉,练木了。”常香玉说道。

这样的练习甚至具体到了两颗眼球。为了练就炯炯目光,夜间,常香玉总点燃一个香头,循着光转动眼珠。

这些苦还不算难忍,真正折磨人的是地位低。当了戏子,是家族的耻辱。一次,常香玉要跟着父亲回家乡演戏,张氏族人拦着她,“派了个人告诉俺爸爸,你要是来咱这巩县演戏,就把张家血脉拔净了。”常香玉索性跟着干爹改姓常,“香玉”二字则取自楚霸王的名字“项羽”的谐音。

十二三岁时,她演一个配角,两场戏间隔时间长,她在后台等着出场,一不小心睡着了。女儿常小玉听母亲讲,“(张福仙)打她,在农村演戏,观众都是你拿一升米、我拿一升面(抵票价),你这样对得起大家拿的粮食吗?戏比天大,在舞台上一站,你责任重大。”

戏台上,她一次次迤迤然走出,唱、念、做、打,都愈发有模有样。学戏不过几年时间,常香玉已经能主演大戏。

“军功章”的另一半

“一睁眼,满脑门儿都是戏。”儿子陈嘉康的印象里,比起戏台上的独当一面,生活里的常香玉近乎笨拙,“去商店买冰棍,竟连钱也不记得带。”

常香玉大概对这样的“控诉”心不在焉,柴米油盐和家长里短不是她的追求,她痴迷的永远是舞台上闪闪发光的角儿。

丈夫是最愿意成全她的人。常香玉曾说,“结婚之前吧,是老父亲管我,结婚以后都是宪章管我,所有的。”他是中国现代话剧奠基人洪深的学生,婚后,陈宪章弃政从文。1948年,二人在西安创立了香玉剧社,招收了一批学生,管吃管住,不收学费,在校学生最多时达到40多人。

这里多是苦孩子,有的是因连年灾荒、战乱而流入陕西的河南难民,自己的父母去世得早,就把常香玉夫妇当家人。

常香玉教戏,陈宪章写戏,香玉剧社老学员修正宇记得,“老爷子每天拿着报纸,一字一句地抠,紧跟形势写剧本。”新中国成立后没多久,朝鲜战争爆发,“老先生赶快去书摊上去扒书,由京剧《木兰从军》改编,写成了豫剧《花木兰》,加了比武、送别等选段。”

他仔细地为常香玉讲解角色的出身、内心的潜台词,教她识字、写字,两人一起研究唱腔。常香玉唱完一句,陈宪章不满意,指出哪个字要重点发挥,常香玉就换一个唱法。还不够劲,再换。最后,两人达成共识,“这个可以,观众肯定愿意听。”

“老先生把老太太从一个大字不识的人,变成一个人民艺术家。”修正宇说道。

这样的扶持和帮助又岂止是在事业上。给常香玉做饭,照顾孩子上学,给孩子买药、买衣服,都是丈夫的任务。常香玉每次出去开会、学习,陈宪章都要给她写信,“一条一条地嘱咐,我都嫌他啰嗦,嫌他说得多。他放不下那心,没法。”

陈宪章婉转又细心,孩子们难免跟父亲更亲。“爸给我洗头洗到十多岁,妈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我记得我丢了一件衣服,她还打了我一顿。”女儿陈小香记得,她甚至不敢跟母亲多说一句话,当然,母亲“也没有那么多废话跟你说”。

“香玉剧社号”飞机

顾不过来的时候,常香玉索性把孩子送去托儿所。

常小玉记得,6岁那年的一天,她看到母亲带领着剧社的哥哥姐姐们在院子里集合,“女生穿着小裙子,男生把白衬衣都扎进裤腰里,可精神了。”

她不知道大家要去哪里,只知道母亲是要离开自己一段时间了。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应朝鲜请求赴朝作战。抗美援朝总会发表了一则《爱国公约》,号召大家捐飞机大炮。

“解放以后,艺人翻身,大家都抱着一种对共产党、对新社会的感恩。”剧社学员范玉清记得,常香玉把剧社卡车和自己的首饰都卖掉,连着之前攒下的一点现金一起捐了。和陈宪章商量后,她决定在全国义演、募资捐一架战斗机。

在过去,这样一架飞机的价格是15亿旧币。大胆的提议得到了剧社的支持。

1951年8月,一行59名演员出发了。他们先后抵达开封、新乡、郑州、武汉、广州、长沙6个城市。一张“捐机义演”黑白小广告贴得满街都是,上面印着常香玉的照片和戏目。

没想到,刚到开封,常香玉就病倒了。演《游龟山》的时候,常香玉打完退烧针、摇摇晃晃地上台。乐队的师傅提醒她“小心绊倒”,她清醒了一点,一句“耳听岸上有人唤”唱出来,观众“哗”地叫好,“劲儿提起来了,发烧也不想了,就演完了。”

第一炮打响了。支持从四面八方涌来,观众不计较票价,也不计较自己能不能听懂,4毛钱一张票,他们掏一块钱,夜里拿着铺盖卷排队买;五十多岁的老夫妇大热天推独轮车推了十几公里,就为了给常香玉送两篮鸡蛋;没带钱的印尼华侨,当场摘下金手表捐了。

义演有时候一天两场,演员们连妆都不卸。吃的都是豆芽、黄瓜、豆腐混在一起的大锅菜,剧场没床的时候,就在舞台打地铺。

有时,戏服很重,要扎七八斤重的靠旗,勒得很紧,常香玉的膀子上一道一道的紫色淤血。

不到半年的时间,香玉剧社完成了178场演出,募集15亿2700万旧币。购买飞机后,多余的钱,常香玉也悉数交给了抗美援朝总会。

这架飞机,后来被命名为“香玉剧社号”,它的模型至今陈列在中国航空博物馆。常香玉也因此被叶剑英题名为“爱国艺人”。

“戏是给穷苦人看的”

“奔赴朝鲜战场慰问志愿军,那是拿命在演出呀!”今年80岁的修正宇回忆当年时说。1953年3月,他跟着常香玉和其他学员一起,奔赴朝鲜战场。

军装肥大,冷风在里面直窜,大家把袖子、裤腿塞来塞去,扣子挪了又挪,一跨过鸭绿江就开始演出,一直演到上甘岭前线。到7月美国签订停战协议之前,4个月的时间,演员们都在枪林弹雨里。

两个志愿军开吉普车载着常香玉。行军路上被敌机跟踪了,照明弹一闪,车就立即拐到树林里。两个战士架着她跑,再一起卧倒,炸弹就撂在旁边。为了保护常香玉,一次,两个战士摞起来、趴在她头上。

专心演出也成了奢求。有时,炸弹就炸在临时戏棚旁边,土毕毕剥剥地往下掉,乐队吓坏了,想扭头就窜,发现志愿军依旧盘腿打坐,抱着枪,纹丝不动。常香玉说,“戏不能停。”

大家忍着心慌,“外面吹着哨子,防空枪‘咔咔’地打,汽灯就黑了,志愿军打开手电筒对着舞台。”今年82岁的剧社学员韩玉生记得,戏正演到花木兰大战番邦主将突力子,观众站起来喊口号,“向花木兰学习!向常香玉学习!”

她身上好像真有股花木兰的劲儿。戏里还是戏外,浑然天成。

此后,常香玉带领剧团实行“三三三制”演出——三个月在农村,三个月在工矿,三个月在部队。“要为国家、人民、劳苦大众服务,戏是演给穷苦人看的,是歌颂新中国的,这一点就是常香玉老师追求的。”韩玉生说道。

日子好过一些了,常香玉仍保持着极度的清醒和简朴。她照旧每日练功,带补丁的衣服甚至穿到了晚年。但她又是极度慷慨的,赈灾义演、施粥捐款,为家乡修桥、铺路,她都不含糊。

“做一件好事容易,但一辈子做好事很难,我们老太太她做到了。”修正宇说。

常派艺术

后来,人们提到常香玉,第一印象都是“捐飞机”。这难免让人忽视了她的专业成就。学生韩玉生也有自己的看法,“她在艺术上是豫剧开拓者,是数得着的人。”

常香玉早期学戏时,河南梆子各流派划分明显,她唱的属于豫西调。但在表演《西厢记》时,常香玉觉得她在戏中扮演红娘,这是个喜剧人物,唱腔应该是活泼轻快的,但豫西调的特点是深沉而苍劲,只适合演悲剧。而豫东调则相反。

要不要取长补短呢?一旦学唱豫东调,就意味着坏了规矩,但或许能把戏唱得更好。倔强的她下决心改变唱腔,首段唱词不长,一般不被人们重视,但常香玉却一反常规,她细致地处理每一个字的旋律起伏和伸展,轻快、跳动的调子一出来,再配上她活灵活现的眼神,“一腔定太平”,赢得观众满堂喝彩,她也凭此名满开封。

后来,在走南闯北的演艺过程中,常香玉学习吸收京剧、曲剧、河北梆子、汉剧等多个剧种的元素,“总之,对我有用的统统借鉴过来。”

这在那个年代不算好事。戏曲剧作家张乡仆回忆,有人说常香玉是“欺师灭祖”,是“豫剧的叛徒”。

“改革的幅度太大了,正本清源,范围很广泛,不是一个戏、一个动作的问题。”修正宇说。时间给了答案,大刀阔斧的改变成就了她独特的“常派艺术”,“老太太的唱腔到现在都不过时。”

从艺多年,常香玉演出剧目100多部,在舞台上塑造了红娘、白素贞、花木兰、佘太君、李双双等形象。1956年,河南省豫剧院成立,常香玉是院长,原本的香玉剧社被纳入剧院一团。

“河南省语言太复杂了,团里有安阳人、洛阳人,口音一个人一个样。”常香玉拿着字典,让大家纠正发音,再按河南话的调子唱出来,如此一来,“只要能懂普通话就能听懂豫剧,这便于戏剧的推广,也是老太太一个很大的贡献。”修正宇说道。

不过7年时间,1963年,文化部的报告点明了豫剧发展之快,“流行全国二十多个省份,逐渐遍布全国。”沈阳、北京的剧团也纷纷来河南豫剧院学习,豫剧从一个地方戏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剧种。

谢幕

老了之后,演戏的机会少了。

一批批新演员登场,耳熟能详的段落被一遍遍演唱。但当学生们翻出那些尘封的影像,大家都觉得,谁也唱不出常香玉的味道。

她不是没有机会,但年纪毕竟是大了,再也找不回年轻时的气息,“这样对不住观众。”不选择上台,不代表放下了、认输了,她开始在没观众的地方默默地琢磨自己的戏。“这一句,再唱的时候要发挥好一些,那个字应该再强一点。”

终于选择公开露面,是2003年夏天。时年80岁的常香玉做客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坐在椅子上,她用手在大腿上打出节拍,唱了一小段《西厢记》。

录制节目的那天,80岁的常香玉穿了一件玫红色的上衣,看起来不像是癌症晚期病人。主持人夸她好看,她略得意地说——

“我是来谢幕的。”

新京报记者 彭冲

A10-A11版图片(除署名外)/受访者供图

责任编辑:陈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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