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风光又难堪的80大寿

1944年1月，毛姆70岁生日那天，他在笔记本上这样写道：“在欧洲大陆，他们有一个可爱的习俗，当一个有所作为的人到了70岁，他的朋友、同事、弟子(如果他有的话)就一起写一本散文集向他致敬。”然而当时正是烽火连天的战争时期，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1954年，毛姆80岁了。专门负责出版他作品的海涅曼公司委托小说家乔斯林·布鲁克编一本向毛姆致敬的文集。布鲁克很敬业，他向很多当年最优秀的文学界人士组稿，有诗人、出版商、小说家和评论家，但都被他们一个个礼貌地回绝。只有两个人接受了，他们是安东尼·鲍威尔和雷蒙德·莫蒂默。但两个人写显然不够，布鲁克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计划。

当时英国文学评论界对毛姆的轻视显而易见。除了文人相轻的那点说不出口的尴尬———他的作品数量太多且畅销世界，是一个“趴在百万销量上的老鳄鱼”，收着高得令人咂舌的稿费和版税，也因为毛姆的个性。尽管早在1935年，法国就因毛姆在文学领域的贡献向他颁发了荣誉军团勋章，他的母校德国海德堡大学，授予他名誉校董称号。但他毕竟居住在法国，大部分时间在世界各地旅行，与英国文学界尤其是文学评论界疏远。传说中他在法国的生活奢侈而颓废，喜欢男人多过喜欢女人。他发表的个人回忆录，通篇都是对前妻的指责，缺乏英国绅士应有的风度。更有甚者，他作品中的人物大多都有现实中的原型，他在利用真实人物时几乎不做修改、原样照搬，甚至不试图加以伪装，他的这种吐槽加毒舌的机锋，得罪了大量文坛朋友。例如他1930年以连载的形式发表的小说《寻欢作乐》，书中著名作家爱德华·德里菲尔德是照着托马斯·哈代刻画的———1928年，哈代以88岁的高龄去世，身后事可谓极尽哀荣与风光，满足了他个人与全国的意愿，他的心脏葬在他首任妻子的墓旁，其余部分则埋于威斯敏斯特教堂；书中的年轻作家威利·阿申登是毛姆自己，罗西出自毛姆一生最爱的女人苏·琼斯，阿尔罗伊·基尔则在影射当时的“文学界总督”休·沃尔波尔。有评论说毛姆不但将哈代的私生活公开了，而且将沃尔波尔的自私自利、毫无幽默感和虚荣的特质刻画得入木三分，“简直就是活剥了”。毛姆本人对自己与英国文学评论界的关系早就有清醒的认识，他早就说过：“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批评家们说我野蛮；三十几岁的时候，他们说我轻浮；四十几岁的时候，他们说我愤世嫉俗；五十几岁的时候，他们说我能干。现在我六十几岁了，他们说我浅薄。”他甚至自己给自己做了个让文学同行们稍稍心安的定位：“我处于二流作家中的最前列……我发现我能力有限……我几乎没有暗喻的才赋；我很少想到原本以及动人的明喻，我没力量达到诗意的奔放和伟大的想象界域……”

然而在评论界之外，毛姆还是“收到了长寿赠送的红利”。牛津大学颁给他博士学位，伊丽莎白女王二世赐予他“荣耀武士”的荣誉，英国嘉里克文学俱乐部特地设宴庆贺他的80大寿———在英国文学史上受到这种礼遇的，只有狄更斯、萨克雷、特罗洛普三位作家。戏剧俱乐部为他举办了欢庆宴以示崇敬，报业和出版业更是对毛姆的80大寿极尽赞美。《笨拙》杂志为毛姆画了漫画，还为此配了一首歌谣：虽然我酿造的啤酒是苦的，但我的蛋糕跟罪孽一样甜，他们给我带来叹息过的月亮，往里面投了六便士还多一点。我在世上最愉快的秘密借阿申顿之口说出，人性的枷锁将我紧紧地束缚在南方的阳光里。

1965年12月15日，91岁高龄的毛姆在法国去世，骨灰运回英国，安葬在坎特伯雷皇家公墓内。在他身后，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地依然不断被翻译被再版。离经叛道的毛姆，在任何时代都有致命魅力。在人们关注满地都是六便士的时候，他抬头看见了月亮；在人们都望月抒情的时候，他低头看到了六便士里的俗世人性。他一边洞见人性的枷锁困兽犹斗，一边又随波逐流身陷其中，因为在人性的枷锁中的挣扎与突破，才是一种“最迷人的人类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