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的一天，刚刚接到重庆国立艺专聘书的李可染，正要去学校报到。因为途中迷路，他便向路边正在画水彩写生的一位女同学打听，国立艺专怎么走？认不认识李畹？她住在哪儿？李可染邂逅的这个女生就是邹佩珠，而李可染的妹妹李畹正好就是她的同学兼好友。此时的邹佩珠早已从李畹的口中，知道了眼前这位颇具名望的青年画家。初次相遇如此平凡，他们却用彼此的一生成就了一段“艺坛”天缘。1944年，由校长林风眠先生主婚，导师刘开渠、李超士先生证婚，邹佩珠与李可染喜结良缘。两人在婚后没有自己的新房，只能从当地老乡家里借了一间六平方米的小屋。因为房间过于简陋潮湿，屋内竟然冒出一丛绿竹，李可染便将居室内的青竹以邹佩珠名字的谐音取名陪竹，又以晋人“不可一日无此君”之意定斋号为“有君堂”。

这个江南女子不婉约

虽然身为苏杭女子，但邹佩珠并不“婉约”，反而从小她就有一种中国传统文学中的侠义情怀，在少年时邹佩珠便开始习拳，上学后更是对各类体育运动情有独钟，踢足球、扔铅球、长短跑样样精通。结实的体魄、男子般的性格、对体育运动的偏爱成为她从事雕塑事业的基础。北京体育馆落成，邹佩珠为馆内大厅创作了大型浮雕《运动员》；工人体育场兴建，邹佩珠又创作了著名的《掷铁饼运动员》。可以说，这些体育类型的雕塑与邹佩珠早年的成长经历和性格不无关系。

她不仅仅擅长体育雕塑，还为安徽泗洪县烈士陵园创作《彭雪枫像》，巾帼不让须眉，在众多的投稿方案中一举夺魁。如今，四米多高的彭雪枫将军大理石像依然矗立在烈士陵园里，接受着后人的瞻仰。

50年代，邹佩珠在社会上是一位事业有成的雕塑家，但她同时也是一位善于持家的妻子。婚后的李可染经历战争的磨难和家庭的变故，贫病交加，自己一身病痛，还要以微薄的收入承担起整个大家庭的负担。邹佩珠从自己祖父那里接触并自学了很多神奇的药方和疗法，依靠自己持久的耐心和细心的琢磨为李可染做着身心双重的调理，逐渐李可染的失眠症和高血压等病症开始缓解，并逐步恢复健康。

为了承担起家庭生活的负担，邹佩珠不但是当时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任课最多的讲师，还去北京市第十一中学兼职当美术老师贴补家用。“文革”期间，李可染改革中国画的艺术理想被迫中断，敏感的他在精神高压下引发了失语症，头颈僵硬、行动不便的李可染只能通过用笔写字的方式跟人交流。生活的困难和精神的压力都使得邹佩珠无法再坚持自己的雕塑事业，她毅然为了李可染放下了自己手中的雕塑刀。“我若想着自己的雕塑创作，就没时间帮助他。将两个人的成就算在一起，就觉得值得了。”从此，社会上少了一位卓有成就的雕塑家，李可染的艺术中却有了一位最亲密的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