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一有机会就传播我们的音乐文化。”周小燕说，“你要唱他的东西，要唱到他服你。你光会唱他们的东西，不会唱本国的东西，人家看不起你……所以这种民族的自尊心要有，你有民族自尊心，人家才会尊重你，人家才会信任你。”

1949年，周小燕受聘担任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老师，开始了她的教师生活。半个多世纪后，有一位美国记者问她：“你这一生吃了不少苦，从法国回来后悔不后悔？”她回答：“不后悔。这里是我的祖国。我为她出力了，我不后悔。如果我没有为她出力，我才会后悔。”出国时，父亲就对我说：‘一，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二，学成后回来报效祖国。’当时，我觉得自己已经学好了，也演出了，并且获得了肯定和好评，应该回来了。”

“文革”中，给学生

开小灶听外国唱片

周小燕班上的学生工、农、兵都有。她说，自己挑学生从不看家庭成分，最重要的是人品。歌唱家魏松跟周小燕时间最长，他自称“大徒弟”，是周小燕第一个重要时期的代表学生。

1973年，魏松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师从周小燕。作为第一批工农兵学员，他和另一位同伴韩适被沈阳军区派到了上海学习。

“文革”是周小燕一生中最黑暗的时期。在这十年里，她不能开口歌唱，也不能进行正常的教学工作。魏松来到上海时，周小燕还在干校劳动，主要工作是喂鸡，因为这两位解放军学员，她被调回了学校，“等于是我们两个解放军‘解放’了周老师。”魏松对早报记者回忆说，“我们在系里的走廊和周先生见了面。我们都穿着军装嘛，对着她敬礼，她吓一跳，还以为是来抓她的呢。她后来经常拿这件事开玩笑。”

魏松还记得周老师说，“魏松的嗓子跟别人不一样，他是洋嗓子，可以唱外国歌剧。”但“文革”并不允许唱“封资修”，周小燕等于是冒着被批斗、被逐出教师队伍的危险来教魏松。那时，学生也不可以去老师家里上课，怕被老师带坏，魏松一直唱不好，周老师就说，“来我家吧。”

周小燕把魏松和另一名学生领到自己家中，拉上窗帘教，把耳朵贴在留声机声上，听那几张没有被抄走的法国旧唱片，“那时候是夏天呐，不能让外面听到，像搞地下工作一样。特别是第一次听到卡鲁索的歌声，我就感慨，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美妙的声音。这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魏松说，“周先生真的改变了我的一生。”如果不是周小燕让他从男中音改唱男高音，他可能一事无成，“当时还有很多老师不同意这个意见，周先生还是有慧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