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一有机会就传播我们的音乐文化。”周小燕说,“你要唱他的东西,要唱到他服你。你光会唱他们的东西,不会唱本国的东西,人家看不起你……所以这种民族的自尊心要有,你有民族自尊心,人家才会尊重你,人家才会信任你。”
1949年,周小燕受聘担任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老师,开始了她的教师生活。半个多世纪后,有一位美国记者问她:“你这一生吃了不少苦,从法国回来后悔不后悔?”她回答:“不后悔。这里是我的祖国。我为她出力了,我不后悔。如果我没有为她出力,我才会后悔。”出国时,父亲就对我说:‘一,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二,学成后回来报效祖国。’当时,我觉得自己已经学好了,也演出了,并且获得了肯定和好评,应该回来了。”
“文革”中,给学生
开小灶听外国唱片
周小燕班上的学生工、农、兵都有。她说,自己挑学生从不看家庭成分,最重要的是人品。歌唱家魏松跟周小燕时间最长,他自称“大徒弟”,是周小燕第一个重要时期的代表学生。
1973年,魏松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师从周小燕。作为第一批工农兵学员,他和另一位同伴韩适被沈阳军区派到了上海学习。
“文革”是周小燕一生中最黑暗的时期。在这十年里,她不能开口歌唱,也不能进行正常的教学工作。魏松来到上海时,周小燕还在干校劳动,主要工作是喂鸡,因为这两位解放军学员,她被调回了学校,“等于是我们两个解放军‘解放’了周老师。”魏松对早报记者回忆说,“我们在系里的走廊和周先生见了面。我们都穿着军装嘛,对着她敬礼,她吓一跳,还以为是来抓她的呢。她后来经常拿这件事开玩笑。”
魏松还记得周老师说,“魏松的嗓子跟别人不一样,他是洋嗓子,可以唱外国歌剧。”但“文革”并不允许唱“封资修”,周小燕等于是冒着被批斗、被逐出教师队伍的危险来教魏松。那时,学生也不可以去老师家里上课,怕被老师带坏,魏松一直唱不好,周老师就说,“来我家吧。”
周小燕把魏松和另一名学生领到自己家中,拉上窗帘教,把耳朵贴在留声机声上,听那几张没有被抄走的法国旧唱片,“那时候是夏天呐,不能让外面听到,像搞地下工作一样。特别是第一次听到卡鲁索的歌声,我就感慨,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美妙的声音。这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魏松说,“周先生真的改变了我的一生。”如果不是周小燕让他从男中音改唱男高音,他可能一事无成,“当时还有很多老师不同意这个意见,周先生还是有慧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