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这片土地太神奇了！”“一个文明古国的底蕴啊，曾经的中原都城，你还有什么惊喜是我不知道的？”“等疫情结束，真想去河南看一看！”……
河南又怎么了？让网友们如此惊叹？原来，是郑州大学考古团队在英国权威考古刊物《Antiquity》（《古物》）发表论文，证实了位于河南荥阳的官庄遗址是目前世界范围内经过碳14测年确认的最古老的铸币作坊。
8月7日晚，郑州大学考古队也在公众号发布相关文章，介绍了官庄遗址铸币作坊的具体信息，“郑州大学考古团队选择遗址中浮选的小米作为测年样品，确认官庄作坊的铸币生产活动发生在公元前640-550年之间……这一数据首次提供了有关中国早期铸币遗址的绝对年代信息。”
近日，郑州大学考古系副教授赵昊接受了北京青年报的采访，介绍了郑大考古队自开始发掘官庄遗址至今的研究工作。
1984-2015年
官庄遗址作为完整的西周至春秋中期的城市遗址
堆积情况极其复杂
1984年，在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的过程中，位于中国河南荥阳市的官庄遗址就被发现。当时，经当地的文物部门调查，确定其大致为西周到东周时期的遗址。不过，彼时作为农田的遗址并未有紧迫性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工程，因此一直未被正式发掘。
直到2010年，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以及荥阳市文物保护管理中心三家单位，决定对官庄遗址做正式的第一轮考古发掘。郑大考古队也将官庄遗址作为教学实习基地，每年由8名老师带领大概25名本科生或10余名研究生到官庄遗址做考古研究。
自此，一座完整的西周至春秋中期的城市遗址，慢慢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这座古城地处黄河以南约10公里，由内外两重城墙和壕沟围合。与现在的城市一样，官庄遗址里面包括了高级贵族和一般平民的生活区和墓葬区，还有城壕、工业区、作坊等区域。“我们的团队不断地在不同区域开展发掘工作，从2010年至2015年主要发掘墓地区域。2015年之后，我们在官庄城市中部发现了一个综合性的手工业作坊区，大概两千多平米。当时，我们的领队郜向平老师决定把发掘的重点转移到手工业作坊区。”赵昊介绍道。
正是新的发掘重点，给了考古队一个考验。
国内考古专家一致认为，官庄遗址的文化堆积情况非常复杂，堆积物密集度极大，作坊区内全都是普通生产的各种废弃物，并且埋藏得很深。这给发掘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难，考古团队的发掘进度变得很慢，“一般的发掘工作用半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完成，而整个作坊区的发掘工作就要一年到一年半时间才能做完。如此长时间地发掘同一个区域，让我们的老师和学生都产生了很强的疲惫感，尤其那种精神上的压力是很难受的。另外，在后期整理和研究的过程中，因为出土的文物非常丰富，每天都有遗存被发掘出来，需要我们不断地完成编码、绘图、叙述、留存等一系列工作，负担不可谓不重。不过，也正是因为堆积的复杂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遗址。”
郑大考古队认为，这种古代的作坊区是综合性较强的工业区，如果发掘面积较小，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他们先后花费数年时间把整个手工业作坊区都发掘出来。这一大面积的手工业作坊区处于靠近内城南门外，在发掘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工业作坊区并非只有一个制造工厂，而是有着产业配套的架构，不同的工业可以相互做配合性的工作，其手工业活动涉及铸铜、制陶、制骨等多种类型。其中，铸铜工业也是东周时期最复杂的生产基础，因此铸铜作坊区的面积最为庞大，这是考古队当时发掘的主体区域。
2017-2018年
一枚最初谁也不认识的“小土块儿”
引爆了此后震惊考古界的重大发现
郑大考古队从没想过，作坊区里还隐藏着意想不到的惊喜。
在最初发掘时，他们认为手工业作坊区最大的亮点是那些极为精美的青铜礼器和数量繁多的车马器等器具，然而惊喜却在一个出土的小小物件儿上面。
2017年10月底，郑大考古队的几位同学在作坊区的灰坑里发现了一个陶制物件儿，便赶紧请教老师并询问物品的名称和作用。但这个小土块一开始让老师和同学们都有些摸不着头脑，“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老师和几位同学都没有反应过来这到底是什么，讨论了好几天，最后才认为这应该是铸造钱币的模子，也就是制币芯范。”赵昊回忆道。
随着之后的发掘，类似的模子越来越多，考古队也愈发肯定了此前的推断。实际上，考古队发掘的一部分是作坊里生产后的废弃物堆积。在作坊里分散的生产垃圾堆中，大概一天就能够发掘出一到两件模子，而在其中一个灰坑中，出土的芯范数量最为集中，仅单个灰坑便出土了30余件。
“需要强调的是，仅仅发现制币陶制芯范并不能说明铸币作坊的存在，需要发现生产货币的一系列的物品，只有一个完整的生产链条才能证实有铸币作坊存在的可能。我们把这种生产工具称之为‘一组’，比如有成品，有使用过的芯范或未使用过的芯范等。不过，我们最终的确发掘出了当时铸币所需的一组物品。”赵昊强调。
2017-2018年，郑大考古队在田野发掘过程中，辨识出了4类与布币铸造相关的遗存，包括空首布成品、尚未使用的芯范、已使用的芯范以及外范。其中，最能够直接表明官庄铸铜作坊生产制式化金属货币的遗存是空首布的芯范。考古队共在9个堆积单位中发现了54枚芯范，可分为尚未使用和使用后废弃的两种。“没有使用过的芯范比较长，而使用过的芯范是被打断的，只有一个非常短的一小截。还有一种是外范，也有使用过的痕迹。恰恰是使用过的和未使用的两种芯范最为重要。如果我们没有发现芯范，那么即使发掘出1万个成品空首布也不能代表这里有铸币作坊。”赵昊进一步解释道。
他们发现的“空首布”，是古时钱币的名称。在我国古代还处于物物交换的时期，把一种类似锹的挖土工具称为“镈”。当时的人们经常拿这种挖土工具去换取别的东西。因为“镈”与“布”声母相同，于是“镈”慢慢被转韵成了“布”。布币是春秋战国时期铸造的大钱，流通于中原诸国的铲状铜币，所以也被称为“铲币”。
而空首布是布币体系的一个分支，形状模仿了古代一种农具铲。古代铲土的农具带有一个把儿，为了插把儿，有一个安把的地方设计成空心的方锥，因此称为“空首布”，钱币学上称为“銎”（qióng）。布币后来又经历了约三四百年的演化发展，直至公元前221年，被秦始皇废止。
根据郑大考古队之后的研究，发掘出的銎芯范质地均为红褐色粉沙，形态基本一致，呈扁锥状，剖面接近正六边形。根据对空首布成品的CT影像观察，这些芯范与遗址中所出土的两枚空首布成品銎内所嵌留的芯范完全一致，横截面亦呈六边形，由此确定这些成品布币就是在官庄遗址生产的。
此外，考古团队也发现铸币作坊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属于青铜器铸造作坊的一部分，所占面积较小。整个手工业作坊仍以铸造兵器、礼器和车马器为主，而铜币则是工匠们“顺便”制作的。
自2018年8月之后，郑大考古团队开始进入铸币作坊的研究工作。至2020年年底，手工业作坊区的发掘工作也暂告一段落，考古队均开始由田野工作转向了整理研究工作。
公元前640-550年
选用小米作为测年样品，首次提供了中国早期铸币遗址的绝对年代信息
空首布的铸币作坊，在中国并非只发现了官庄遗址一处。
上世纪50代末60年代初，在山西侯马发现了春秋时期铸币作坊。侯马是春秋晋国的首都，当时考古人员在其中发现了非常大的铸铜工业区，同时发现了数以万计的空首布芯范。但是，由于当时考古技术并不完善，对于该铸币作坊的年代没有做出准确的判断和详细的测验。在发掘完成之后，侯马铸币遗址按规定被回填了。
无独有偶，到了上世纪90年代，在河南的新郑发现了郑韩故城遗址，是春秋时期郑国的首都。在该城市遗址中，有两处地点发现了同样的铸币陶范、芯范和外范。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仍受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没有对此做测年检验，有关铸币作坊的年代信息也未能给出准确答案。
“官庄遗址发现的空首布，恰恰证明了当时在这三个城市的货币流通情况。在春秋时期，金属货币刚开始流行，铸币的作坊数量极为有限。”赵昊解释。
官庄遗址的铸币作坊，是我国直到现在发现的第三座春秋时期城市中的铸币作坊遗址。因此，对于该铸币作坊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郑大考古队的研究工作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在此期间，他们的研究重点是尽量用新的技术和方法来确定铸币作坊的绝对年代信息。他们希望关于遗址时间的表述不能太模糊，当介绍官庄遗址的铸币作坊时，不能简单地说这是春秋时期的遗址，而是准确地说出绝对年代信息，“这是公元前多少年之间的遗址”。
当考古队决定去做测年检验时，面临着许多策略上的问题。比如，如何取样、选取哪些样品去做测年、取多少样品、从哪些堆积单位中去做，甚至还要考虑经费的问题。
对于测年样品的选取，赵昊介绍道：“碳14元素测年法要求炭样必须是生物碳，因此样品必须为当时的植物或动物遗存才可以检测。我们必须要选择一个和铸币活动相伴随的同一时期的物品。那么，作坊区中的灰坑里会有生产和生活垃圾，我们可以把以前的一些木炭或者已经炭化的植物和骨骼浮选出来。浮选就是用水漂洗发掘出来的土，让已经炭化的东西漂上来。而这其中能漂洗出来的炭样种类非常多，比如木炭的炭渣、杂草的种子、黄豆的种子、烧过的猪和羊的骨头等等。”
在这么多的选择当中，郑大考古队仍然希望生物炭样跟当时的时间差要缩小。如果选择一棵树的炭样，同样是不准确的，因为一棵树可以是十年、几十年甚至百年。因此，他们从测年方式上更需要找到短时间生长的植物。
在浮选出来的样品中，郑大考古队发现了数量较多的小米。他们认为，小米作为应年生长的植物，非常符合理想的炭样标准。“出现小米植物恰恰是非常合理的。因为在整个东周时期，中原地区大部分地方，尤其是对淮河以北的区域的各个遗址做浮选时，浮出的主要农作物都是小米，而非小麦。通过研究，我们也证实了小米是官庄遗址当时的工匠们主要食用的谷物。因此，我们选用了小米作为‘碳14元素’测年的样品。”
8月7日，郑大考古团队在发布的文章中这样介绍道：“样品经由美国贝塔年代学实验室测定，确认官庄的铸铜生产活动大致开始于公元前814-750年间。在此后的约150年内，该作坊主要集中生产青铜礼器、兵器、车马器等产品。官庄作坊的铸币生产活动发生在公元前640-550年之间，作坊在继续进行青铜礼器、兵器等产品的生产同时，开始出现了制式化金属货币的铸造活动。这一数据首次提供了有关中国早期铸币遗址的绝对年代信息……”
公元前630-600年
我们强调的是最古老的铸币作坊，而非最古老的钱币
确定了官庄遗址铸币作坊的绝对年代信息之后，郑大考古队接着对比了世界范围内其他最早的铸币作坊的信息。
在考古学界，一般认为人类社会产生金属货币起源于三个地区，分别是中国的中原地区，地中海东部的土耳其和希腊地区，还有印度河流域的印度地区。而印度地区一直没有发现过年代较早的铸币或铸币作坊，只是文献记载提到的内容较早。其他两个地区均曾经出土过金属货币。“考古界对于世界早期金属货币的判断，一般有三个方面的考量：一是以国家为单位铸造发行的，具有政治权威保证的；二是批量生产，不能只是偶发性铸造的货币；三是有较为统一的形制规范，能够确定存在一定的规范性和延续性。”
因此，目前公认的出土了世界上最古老的钱币的遗址，是位于土耳其西部的以弗所古城，曾经的吕底亚王国。在那里，发现了公元前六七世纪的琥珀金币。而针对这一年代的判断，在国际考古界一直存在争议。“1907年，大英博物馆考古队发掘以弗所古城。当时，他们的发掘目标是找到传说中希罗多德口中的早期货币。幸运的是，他们在阿尔忒弥斯神庙的地基下面发现了一个陶罐，里面装载着几十枚琥珀金币。当时并没有测年技术，当时的考古学者们从古建筑的结构等方面去推断货币的年代，将该货币的年份定为公元前700年。到1950年，又有考古学家研究称，该货币年份应为公元前570年到630年之间。该说法也没有被正式肯定，争议仍旧不断。直到1980年之后，由德国和奥地利组成的专家队伍决定重新对阿尔忒弥斯神庙做一次考古发掘，继续研究这批琥珀金币的争议之处。最终，他们确认这些琥珀金币出现于公元前630-600年之间。”赵昊讲述道。
不过，以弗所城发现的钱币出自神庙中的窖藏，迄今为止还未在城内找到任何货币制造作坊遗址。此外，在地中海地区确认的最早的铸币作坊均不早于公元前400年。因此，我国官庄遗址铸币作坊比地中海地区确认的最早的铸币作坊还要早。
如此对比之后，2020年上半年，郑大考古队将研究论文投稿至英国权威考古刊物《Antiquity》（《古物》）。论文几经修改，增添常识内容，至今年8月初顺利发表。论文一经刊发，便引起广泛关注。
赵昊补充道：“我们强调的是在官庄遗址发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铸币作坊，而非最古老的钱币。因此，处于公元前640-550年之间的官庄遗址铸币作坊，是迄今考古发现且经碳14测年确认的世界最古老铸币作坊。”
郑大考古队认为，铸币作坊的发现和其绝对年代信息的确认，对中国考古学有着重要的意义。他们在公众号文章中写道：“铸币作坊遗址不仅仅对于研究货币的生产年代能够提供明确的考古学背景，更能够反映金属货币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经济机制……由于官庄的铸币活动萌发于一个已经建立许久的、完善的大型铸铜作坊内，可以说官庄铸铜作坊的发展历程，也记录了中国古代铜工业生产重心发生悄然转变的起点。”
本版文/本报记者 韩世容
供图/郑大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