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为清朝乾嘉时期的权臣，其人因贪腐而闻名于清朝和现代。嘉庆帝亲政后，和珅身败名裂，除了档案史料，其他史料关于和珅的记述多为负面，这也使得后世对和珅其人评价甚低。
和珅虽然贪腐，但其个人才能不能被掩盖。乾隆帝自身博闻强识、干练勤政，故能得乾隆帝信赖之人不可能是个无才之人。正是因为和珅有一定的诗文基础、掌握多门语言、为人勤勉刻苦、办事干练机敏，才赢得了乾隆帝的信赖和依赖。
但是，和珅恃才不羁，贪污腐化，造成德不配才、才过其德的局面，最终堕落成为千古巨贪，遗臭万载。
和珅剧照。来源/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截图
和珅，字致斋，满洲正红旗人，乾隆朝曾一度被抬入正黄旗，嘉庆时又将其族改回正红旗。和珅年少经历相当坎坷，后入学咸安宫官学求学。乾隆三十四年，和珅承袭三等轻车都尉，正式步入仕途。乾隆四十年之后，和珅仕途生涯进入快速发展期，曾担任户部右侍郎、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崇文门税务监督、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理藩院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等职，“宠任冠朝列矣”。
康熙帝在评价官员才能和德行的关系时提到：“朕听政有年，见人或自恃有才，辄专恣行事者，思之可畏。朕意必才德兼优为佳。若止才优于德，终无补于治理耳。”
康熙帝认为，选官用人最好德才兼备，但德更为重要，否则，有才无德，也对国家治理也无益。而和珅显然属于康熙帝口中的此类“才优于德”之人。
精明强干、办事勤奋
清朝虽无宰相，但在某些时段，某些职务也具有宰相之特点，只不过由于清前期，清帝多勤政不怠，故即便某人身为内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也无法以相权压制皇权。也因清前期康熙、雍正、乾隆等皇帝资质好、勤奋且有才学，故能身兼内阁学士和军机大臣的和珅，资质也不会差。
以文修身、有诗文之才。
和珅早年曾在咸安宫官学求学。咸安宫官学是雍正帝设立的培养满族知识分子的地方，也是储备满族官僚的地方。和珅求学于此，学习满文、汉语以及骑射技能，并获得文生员，即秀才之功名。
此后，和珅在科举考试上并无进展，但因祖上有功业，乾隆三十四年，和珅由文转武，承袭了三等轻车都尉，开始步入仕途，后成为侍卫，有机会靠近乾隆帝。
和珅本人在学识上有一定基础，所以相比其他侍卫，和珅可谓能文能武。史家常常提到，和珅仕途发迹于同乾隆帝偶然的对话，一日，乾隆帝提到《论语》中的“虎兕出于柙”，周边侍卫皆茫然不知何意，唯有和珅说出乾隆帝之意是“典守者不得辞其责耳”，乾隆帝听到，对和珅印象深刻，“自是恩礼日隆，迁官多不次”。
相关史料对和珅同乾隆帝初次交谈的细节记载不尽一致，但这些记载都体现了一点，即和珅的确是因才学而被乾隆帝发现。
和珅画像。来源/乔继堂《正说历朝八十臣下》
《郎潜纪闻》一书提到，和珅“少有诗才”“诗颇清婉”。和珅常年与乾隆帝相伴，闲暇时免不了君臣诗歌应和，而诗歌应和也是和珅博取乾隆帝好感的方式之一，《嘉乐堂诗集》中即有《奉敕题赵孟坚落水兰亭》《奉敕敬题顾恺之洛神赋画卷》等诗留存。此外，和珅曾充四库全书馆正总裁，兼任此等涉及典籍的职责，若无一定的学识和文学基础，显然是无法胜任的。
有语言之长。
和珅是满人，又曾在咸安宫学习“四书五经”，故为满汉兼通之人。乾隆中叶，清朝实现大一统，而边疆少数民族首领会定期赴北京或承德避暑山庄朝觐，往来的相关文件主要以满文、蒙文和藏文为主。乾隆帝本人掌握了满蒙汉藏等多种语言，故可以直接处理这些奏折，然而有时也需要军机大臣在旁襄赞帮协。若是大臣只通满汉二语，则无法高效地替乾隆帝分忧，而和珅“于清文、汉文、蒙古、西番（藏文）颇通大意”。史料并未记载和珅为何能够通晓蒙文和藏文，但和珅本人自学的可能性很大。后来的和珅一入机枢，凭借语言天赋帮助皇帝处理政务，也因此成为乾隆的重要依托，这优势是绝大部分汉臣和大部分满臣做不到的。
乾隆帝曾夸奖和珅“去岁用兵之际，所有指示机宜，每兼用清、汉文，此分颁给达赖喇嘛及传谕廓尔喀敕书，并兼用蒙古、西番字。臣工中通晓西番字者殊难其人，惟和珅承旨书谕，俱能办理秩如”，在兴兵军机紧要之时，唯有和珅能为乾隆帝分忧解难，也使乾隆帝对和珅产生了依赖。乾隆帝任命和珅兼任管理边疆民族事宜的理藩院尚书，显然也是看中他的语言才能，因为和珅可以同各民族首领进行直接沟通。
御制五体清文鉴。来源/故宫博物院官网
吃苦耐劳。
乾隆帝精力旺盛，乾纲独揽，政务不假他人之手，这要求他身边的辅政之臣也十分勤勉，方能跟上皇帝的“节拍”。乾隆帝晚年精力不济，更需和珅此类精通多门语言的大臣辅助。乾隆五十一年，中国台湾爆发林爽文起义，此时清廷军务繁忙，而和珅虽然“不时手足旧疾复发，且朝夕扈从，承旨书谕”，和珅即便有病在身也并未请假，每天扈从乾隆帝处理军务。
又如嘉庆三年，彼时嘉庆已经登基，乾隆帝为太上皇，和珅处理白莲教起义之事亦十分辛勤，嘉庆帝曾嘉许和珅“承旨书谕，一手经理，夙夜宣劳”，虽然此种评价或为乾隆帝之意，但亦反映了和珅工作勤奋。和珅曾多次陪同乾隆帝出巡，其在《木兰二首》一诗中写道：“莫嗟行役苦，时接圣人欢。”即只要能为皇帝解忧、让皇帝高兴，自己再苦再累也没事。
和珅曾作《病中作》长诗，彼时和珅旧疾复发且有加重之势，而和珅“呻吟待旦难造朝，走告同僚日方旿”，即疼痛了一晚上也未请假，直到天方亮时才不得不告知其他大臣。后来，乾隆帝给了和珅病假，和珅却感叹“朝朝侍从忽睽违，恍似婴儿离慈母”，即以自己不能为乾隆帝分忧而发愁，觉得自己像婴儿一样离不开母亲，真是一边表忠心，一边不忘说自己勤勉。
有办事之能。
和珅的办事之才，即便是嘉庆帝也无法漠视。嘉庆帝赐死和珅之后，曾评价和珅“精明敏捷，原有微劳足录”，即认为和珅办理政务有一定的水平。乾隆四十五年，和珅奉命处理完云南总督李侍尧贪腐案之后，曾“面陈云南盐务、钱法、边事，多称上意，并允行”，其治国之才已有体现。乾隆帝也曾多次肯定和珅在处理政务上的才干，认为他“钜细无遗”，即为人细心，不遗忘政务；“旁午军书，唯明切断”，即面对纷繁政务时能做到有条理和有魄力。乾隆五十二年，大臣奎林被人举报在新疆任职期间肆行无忌，“奎林系孝贤皇后之侄”，在案情查明之前，查办此等人员，更需细心谨慎。因此，乾隆帝在谕旨中提道：“此案关系紧要，若不派阿桂、和珅审办，孰尚能承办乎？”
乾隆时出使中国的英国使臣斯当东曾给予和珅正面评价，认为他看问题有深度，是一名成熟的政治家。
贪污腐化、结党营私，得奸贪之名
夸了和珅半天，但他终究顶不住诱惑。在仕途狂飙的过程中，和珅逐步堕落为巨贪和巨奸之人，清人评价他：“设稍感激知遇，持盈保泰，移其封殖自利之谋，以协赞军国，其功名福泽，岂在郭汾阳下。”意思是，如果和珅能把精力都用在政务上，不贪污堕落，其身后之名或同唐朝中兴名将郭子仪并列。
不修操守、清代第一巨贪。
和珅贪财，众人皆知。但和珅曾因处理贪腐案件而受乾隆帝嘉许。乾隆四十五年，乾隆帝命和珅前往云南调查云南总督李侍尧贪污案，由于云南地方官员建立了攻守同盟，故审讯最初并无进展，而和珅另辟蹊径，从调查李侍尧的仆人入手，恩威并施，“得侍尧婪索状”，进而找到了李侍尧贪腐案的突破口，并使得相关官员最终坦白了贪污情形。
然而，和珅惩处贪腐案件后，并未以此为鉴，反而有过之而无不及。关于和珅的财富多少，不同史料有不同记载，但无论哪种记载，都可以说明和珅其人搜刮的财物数量和种类都十分惊人。
《清实录》记载，查抄和珅家资之时，珍珠手串比皇宫的数量还多且更大，而大块宝石不计其数，“家内银两及衣服等件数逾千万……且有夹墙藏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地窖内并有埋藏银两百余万……附近通州、蓟州地方，均有当铺钱店，查计资本又不下十余万”。即便是和珅的家奴刘全，家资亦有二十余万两。也因此，民间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说。
和珅除了贪污受贿，还擅自命士兵为官家服私役。嘉庆帝曾说：“从前步军统领等，于私宅擅用步甲。和珅任内，竟多至千有余名，以入伍之兵，供私家之用，于营务大有关系。”也因和珅贪肆堕落，故和珅伏法之后，嘉庆帝下谕：“于京外各员内，有操守端洁、才猷干济及平日居官事迹可据者，各举所知，密行保奏。”
和珅入狱。来源/电视剧《宰相刘罗锅》截图
依附和珅之辈，不得不向和珅纳贿，而和珅亦借朝廷之名，张罗奇玩，中饱私囊，将实利归于己，将骂名归于朝廷。和珅的财产，虽然不直接取之于民，最终也是来于民。嘉庆帝曾言：“试思外省备办玉、铜、瓷、书画、插屏、挂屏等件，岂皆出自己资，必下而取之州县，而州县又必取之百姓。稍不足数，敲扑随之。以闾阎有限之脂膏，供官吏无穷之朘削。民何以堪。”可见，嘉庆帝对贪污的危害十分明白，因为先是民不聊生，之后是“民将不堪”即无法承受，最后则是“官逼民反”，而嘉庆初年的川陕楚白莲教起义，即是“因激变而起”，同地方吏治不清有一定的关系。
弄权结党。
嘉庆帝在宣布和珅罪状时，并未将其贪污之迹放在首位，而是把和珅专擅弄权、僭越礼制、结党营私放在罪状的前面，可见和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搭建了利益小团体。和珅因为搜刮大量钱财，不得不朝夕忧虑、担心东窗事发，故通过结党来巩固自身利益。嘉庆帝曾说和珅“贪鄙性成，怙势营私，狂妄专擅，积有罪愆”，认为和珅有结党营私之实。同和珅有亲谊和师生关系的，自然先受到和珅关照，“大学士苏凌阿两耳重听、衰迈难堪，因系伊弟和琳姻亲，竟隐匿不奏。侍郎吴省兰、李潢，太仆寺卿李光云，皆曾在伊家教读，并保列卿贰，兼任学政”，这些人也更受和珅信赖。同时，由于和珅深得乾隆帝宠幸，和珅“因以弄窃作威福，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纳贿者则为周旋，或故缓其事，以俟上怒之霁，大僚恃为奥援”，一些丧失底线的官员，开始在和珅周边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
《世载堂杂忆》形容和珅居相时的情形，“乾隆朝和珅用事，常州诸老辈在京者，相戒不与和珅往来，北京呼常州人为戆物”，这一言论反映了彼时和珅之党已有成群之势，同和珅划清界限、拒不结党的士人被视为傻瓜。和珅得势，除了受乾隆帝宠信外，另一原因便是彼时官场缺少直臣。和珅得势和贪腐之初，“其始不过一二无识之徒，趋承依附，渐至自作威福”，和珅权势日高的原因之一便是朝中无人敢与之为敌。嘉庆帝曾批评彼时满洲大臣：“从前和珅干政擅权，内外诸臣，无不心存退让，唯诺依附，实属卑鄙。未见有一人挺身与争，不过私相谈论。”这些大臣的所言所为并非明哲保身，在某种意义上更像是在为虎作伥。
影视剧中的和珅。来源/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截图
因利益和私欲勾结起来的关系是十分脆弱的，一旦领头人失宠落马，也会“树倒猢狲散”，甚至主动揭露弊端。《清朝续文献通考》评价和珅：“我朝大奸，鳌拜而后，和珅为最。鳌拜擅威权于圣祖冲幼之年，和珅谋不轨于高宗耄耋之际，虽罪恶不同，其误国殃民一也。”认为和珅窃取君权，有谋不轨之心。然而，和珅伏法之后，政局并未出现大的动荡，原因便是和珅擅权有可能，谋不轨不一定。嘉庆初年，直隶布政使吴熊光在同嘉庆帝交谈时，嘉庆帝问和珅是否有谋反的可能，吴熊光说：“凡怀不轨者，必收人心，和珅则满、汉几无归附者，即使中怀不轨，谁肯从之？”即是说和珅并无凝聚人心的能力和不轨之心，聚集在和珅周边的多为“趋炎附势”之人，有利则聚，无利则散。和珅伏法后，嘉庆帝并未追究曾追随和珅之人的责任，故此后政局相对稳定，亦可见和珅之党仅是松散的牟利群体，而非稳固的政治同盟。
清前期，清帝都十分强调官员的德与才，康熙帝强调德才兼备但以德为先，有才无德之人不用，如康熙朝吏部文选司郎中刘始恢有才但“声名颇劣，可令休致”；有德乏才之人酌情用之，如吏部文选司郎中宋文运“才虽平常，而操守声名甚好，朕不次擢用洊升刑部侍郎”。
乾隆帝虽然也强调德才兼备，但身边却出现了和珅此类巨贪，一是源于制度上缺少对官员贪腐的制约，和珅一人兼任诸多官职，权倾朝野，如无自律，贪污受贿十分便利；二是彼时官场风气不正，官员大多以自身利益为行事依据，明知和珅有不法事，但官员只求自保，甚至依附和珅、助纣为虐，缺少直言极谏的风范；三是源于乾隆帝对和珅的依赖和惜才，乾隆帝甚至对和珅的轻微不法事不予追究，表面上是在爱惜和珅，实际上是害了和珅，无所顾忌的和珅最终在不法的路上越走越远。
故《郎潜纪闻》评价：“高宗之于和珅，不过使贪使诈。”也就是说，高宗需要和离不开和珅，才会如此优容和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