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1日，李宗仁在《焦土抗战论的主张与实践》的演讲中，首次提出“焦土抗战”有“三要义”，即全面战、持久战、攻击战，主张发动全民打持久战，“易抵抗为战争，以攻击代防御”。变被动应付为主动出击，李宗仁还指出:在阵地战时，应以“游击扰之”、“以运动战消耗敌人之兵力”的战术原则。要在全国广泛开展运动战与游击战，辅以必要的阵地战，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逐渐地消耗敌人的力量，等待有利时机的到来，再做总的战略攻势。此后，白崇禧在《军事抗战与政治抗战》等演讲、报告中，对“焦土抗战三要义”又做了系统的阐述。

新桂系部队在“焦土抗战”战略方针的指导下，与友军并肩作战，在淞沪、徐州、武汉等会战中，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然而，抗战期间，“焦土抗战”在某种条件下确实有过被曲解为“极度坚壁清野”的例子。如1938年11月13日凌晨，为应对日军的进犯，国民党当局采用所谓“焦土抗战”，制定了焚烧长沙的计划。但在计划正式实施之前，一系列偶然因素却让这场火灾变得完全不受控制，最终导致长沙大批人员丧生，全城8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经济损失约10亿元。这场“焦土作战”让长沙与斯大林格勒、广岛和长崎一起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坏最严重的城市。事后，汪精卫似乎更找到了投降的口实，在重庆发表一篇文章说:“如果‘焦土抗战’就像长沙那样毁灭自己，那还不如不抗战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