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1929年国民党宣传部长叶伧楚发表一篇起首说“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的文章，胡适发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全集·二十一》），进行了有力驳斥。他说，徐世昌的北洋政府还敢下令废止文言的小学教科书，而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公告居然还是用四六骈体文，“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随后他“举思想自由作例”，谈到他所参与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意义：

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

这就可以理解胡适为什么会对竭力鼓吹中国传统文化，如新儒家，始终保持批评的态度了。

胡适日记1943年10月12日，读张其昀所办的《思想与时代》，蒋介石出钱，主要人物为钱穆、冯友兰、贺麟、张荫麟。“此中很少好文字……张其昀与钱穆二君均为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冯友兰虽曾出国门，而实无所见。他们的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拥护集权的态度亦颇明显。”——在他眼里的所谓“反动”，主要是指他们“拥护集权的态度”颇明显。何兆武《上学记》回忆西南联大，谈及冯友兰，就说：“当年我们作学生的大多对冯先生印象不佳，主要还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冯友兰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高举，像他的《新世训》最后一篇《应帝王》等等，都是给蒋介石捧场的。在我们看来，一个学者这样做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有失身份。”邹承鲁也说西南联大时期“最佩服的是陈寅恪，最不欣赏冯友兰”。

1961年9月，他发表《怀念曾慕韩先生》（《全集·十九》）：“三十年前，我对他的议论曾表示一点点怀疑：我嫌他过于颂扬中国传统文化了，可能替反动思想助威。我对他说，凡是极端国家主义的运动，总都含有守旧的成分，总不免在消极方面排斥外来文化，在积极方面拥护或辩护传统文。所以我总觉得，凡提倡狭义的国家主义或狭义的民族主义的朋友们，都要得特别小心地戒律自己，偶不小心，就会给顽固分子加添武器了。” 可以说，终其一生，胡适对颂扬旧文化，都没有放松警惕。

总之，胡适的“全盘西化”，是充分世界化，不是全盘破坏。他接着要说的，是“睁眼看世界”，反对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强调的是要学习西方的自由、民主，反对民粹。他旨在说明，不要以自己的文明很高明为理由，本着固步自封、自以为是的天朝心态，拒绝认真、全面地学习西方文明。同时，“全盘西化”之于胡适，是一个口号，是一种态度。1935年3月17日，胡适在《独立评论》第142号的编辑后记（《全集·二十二》），最可以说明：

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但我同进指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现在的人说“折衷”，说“中国本位”，都是空谈。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如果我们自命作领袖的人也空谈折衷选择，结果只有抱残守缺而已。……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的。

其实，一个民族，她文明中优秀的分子就像人的基因，你不查核、不表彰，它也在起着作用；一个人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熏染，就像家庭对孩子的影响一样。对自己的民族文化，除非用暴力，或者脱开（如幼年出国），否则很难彻底摆脱她对自己的影响；至于真正的彻底否定乃至毁坏，恐怕非借暴力洗脑，不易做到。相反，对外来文明优良因子的吸收，如果不大力提倡，是很难让人有意识地自觉地去吸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