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金日成向伊万诺夫所谈8月28日常委会开会的情况却很不相同。他说报告草稿得到常委会一致称赞，崔昌益认为报告中关于个人崇拜问题提得很尖锐，金枓奉也同意报告的内容。常委会的核心是讨论干部问题，而非个人崇拜问题。研究表明，对朴正爱和朴金哲等人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金枓奉也同意这些问题不提交中央全会讨论。金日成还说，常委会的结论是，某些人指责中央领导人的目的是破坏党和国家的领导层。金日成甚至还暗中向苏联大使施加压力：金枓奉说他所提出的干部问题曾“得到兄弟党的支持”{27}。如果留意到金日成的谈话是在9月1日，即充满激烈斗争的中央全会已经闭幕，且金大获全胜，那么就可以理解他与伊万诺夫的谈话内容为何同朴义琓所说的情况存在如此差别，以及他为甚么敢于暗示苏联大使不要再干预朝鲜事务。

关于此期徐辉、李弼奎等反对派骨干份子的活动，档案材料中没有任何反映。不过可以判定，金日成及其支持者频繁与苏联使馆接触，反复找一些持中立态度的干部谈话，又对可疑人士采取监控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派的活动空间已经十分狭小。即使他们想采取甚么行动，也是孤掌难鸣了。8月30至31日的中央全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反对派势单力薄，只能孤注一掷。会议的过程很简单，结局也是可以预料的。

三“八月全会”的召开

1956年8月30日中央全会开幕，金日成首先作报告。与以前党内文件或讲话相比，这个报告不同的地方是用很大篇幅讨论了个人崇拜问题，相同的地方是依然只谈苏联的个人崇拜和朝鲜对朴宪永的个人崇拜，而对领袖金日成的个人崇拜问题，只是在谈到宣传工作时顺带提了一下。报告强调，“最近几年党中央委员会对纠正与个人崇拜相关的现象极为重视”，还特别指出，“个人崇拜绝对不是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上产生的，也不是敌人喜欢断言的那样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弱点”。像以往一样，报告批评的重点是党内的宗派主义残余以及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表现{28}。报告后进行大会讨论，在第二个发言以后整个会场马上就陷入一片混乱，还出现了很多激烈争斗的场面。关于“八月事件”的情况，档案文献中不同的人有不尽相同的说法，而当事人的回忆更是五花八门。档案材料有金日成、朴义琓分别与伊万诺夫的谈话，徐辉等人给中共中央的信，李相朝给劳动党中央的信，劳动党中央产业部部长高熙万与苏联驻朝使馆一等秘书萨姆索诺夫(Г.Е.Самсонов)的谈话，米高扬(А.И.Микоян)与劳动党代表团的谈话，以及伊万诺夫关于“八月事件”的报告{29}。学者经常引用的口述史料则来自原劳动党中央书记林隐(许真)、原金日成秘书室主任高峰起、原内务省副相姜相浩、原驻苏大使李相朝及苏联使馆朝文翻译金楚雄等人{30}。经过梳理和对比，笔者以为朴义琓对苏联使馆讲述的情况比较全面、客观，因而内容比较可靠。故以下所述，除特别说明外，主要取自朴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