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昭襄王时曾经称“帝”。《史记·秦本纪》记载了秦王称“东帝”，齐王称“西帝”的史事：“（秦昭襄王）十九年，王为西帝，齐为东帝，皆复去之。”《史记·赵世家》说：“秦自置为西帝。”《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齐湣王说：“秦使魏冉致帝。”可知秦、齐短暂称帝，是“秦自置为西帝”在先，而秦“致帝”于齐，应当是为了战略合作的需要。秦昭襄王十九年（前288）“自置为西帝”，无疑是由宣太后亲自设计并操作。

苏秦曾经对秦惠文王说：“以秦士民之众，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史记·苏秦列传》）我们有理由相信，自秦惠文王初有“称帝”的雄心，到秦昭襄王虽然短暂却明确宣布了“西帝”称号，直至宣太后最终移交最高执政权时，已经实现“秦地半天下”（《史记·张仪列传》）的局面，从而为秦始皇后来的统一奠定了基础。也可以说，“昭襄业帝”的历史功绩，其实主要是宣太后完成的。

性情“芈八子”

《史记·匈奴列传》说：“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及昭王立，义渠王朝秦，遂与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至王赧四十三年，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同时又叙说了秦与义渠关系史的背景：东周以来，“中国无戎寇，唯余义渠种焉”。而多次“义渠侵秦”，“义渠败秦师”战事，也在秦史中留下了深刻记忆。宣太后能够纵私情而不避忌对方的异族身份，又能够断然以所谓“诈而杀”或说“诱杀”的方式即利用情感力量结束情爱对象的生命，以谋取军事胜利。作为王族女子，其性格的奇悍令人惊异。不过，在回顾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她可能的婚嫁年代应当大致与“魏夫人来”即惠文后入秦的秦惠文王四年（前334）（《史记·六国年表》）相当或稍后。“诱杀义渠王”的周赧王四十三年（前272）距离此时已经有62年之久。也就是说，她最终解决“义渠之事”时已是年近八旬的老妪。注意这样的背景，或许可以较好地理解她的冷静、多谋与果决。

义渠王与宣太后的“通”与“乱”曾引起史家关注。历史文献还保留了宣太后其他相关事迹。《战国策·秦策二》有“秦宣太后爱魏丑夫”条，其中写道：“秦宣太后爱魏丑夫。太后病将死，出令曰：‘为我葬，必以魏子为殉。’”魏丑夫深为忧虑。庸芮为他劝说太后：“以死者为有知乎？”太后说：“无知也。”庸芮说：“若太后之神灵，明知死者之无知矣，何为空以生所爱，葬于无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积怒之日久矣，太后救过不赡，何暇乃私魏丑夫乎？”于是，“太后曰：‘善。’乃止。”宣太后个人私爱，全不避外人，令“生所爱”在其死后“为殉”的愿望，竟公然以“令”的形式发布。又如《韩策二》记载：“楚围雍氏五月。韩令使者求救于秦，冠盖相望也。”而秦军临近战场的部队却按兵不动。“韩又令尚靳使秦，谓秦王曰：‘……臣闻之，唇揭者其齿寒，愿大王之熟计之。’”这些话为宣太后得知，她说：“使者来者众矣，独尚子之言是。”于是“召尚子入”。宣太后对尚靳说：“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韩，兵不众，粮不多，则不足以救韩。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宣太后以关涉性爱隐私的话语介入外交会谈，在历史记载中绝无仅有。难怪清王士祯《池北偶谈》卷二一说：“此等淫亵语，出于妇人之口，入于使者之耳，载于国史之笔，皆大奇。”

宣太后有关性情的特殊表现，确实堪称“大奇”。这可能与社会风尚方面“秦与戎翟同俗”（《史记·魏世家》）有关。而她的出身地楚国，也同样是“诸侯远我”的“僻陋之国”。秦始皇会稽刻石“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史记·秦始皇本纪》）以及睡虎地秦简《语书》要求“去其淫避（僻），除其恶俗”等文字作为楚地民俗史料的意义，都值得我们重视。此外，我们都记得汉武帝“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的名言（《汉书·武帝纪》）。宣太后或许正是“大奇”之人创“大奇”之功，由此我们或许可以在认识她所“立”政治“功名”的同时，理解她情爱方面的“负俗之累”。

（作者王子今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