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武王无子，秦昭襄王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为政。”魏冉是宣太后的异父长弟，“自惠王、武王时任职用事。”宣太后和魏冉的合作，确定了秦昭襄王的地位，消除了权力接递时节的政治危机，姐弟两人结成的强势组合，一时“威振秦国”（《史记·穰侯列传》）。秦史于是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

“宣太后”名号，就现有资料看，是中国出现“太后”称谓最早的实例。宋高承《事物纪原》卷一“太后”条写道：“《史记·秦本纪》曰：昭王母芈氏，号宣太后。王母于是始以为称。”“是太后之号，自秦昭王始也。”明董斯张《广博物志》卷一一《事物考》也说：“秦昭王母芈氏，号宣太后。是太后之号始于此也。”后世历朝多次出现的“太后”干政甚至主政的情形，也实自“宣太后”始。作为中国古代第一位“太后”，这位女性的政治表现在许多方面也堪称第一。

宣太后时代秦国力的兴盛

宣太后将国家管理权力全面交给秦昭襄王，马非百《秦集史》以为“当是时，昭王四十一年也”（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6页）。据《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可以理解“昭王已立三十六年”时，开始考虑削弱宣太后的权势。这位女子执政长久，秦人取得的“南拔楚之鄢郢，楚怀王幽死于秦。秦东破齐”，以及“数困三晋”等成就，都是在“秦太后、穰侯用事，……卒无秦王”的阶段实现的，都可以看作宣太后时代秦人向东挺进的胜利。

在宣太后主政时期，秦史频见军事告捷与政治成功。据《史记·秦本纪》记载，自秦昭襄王元年（前306）至秦昭襄王三十六年（前271），对魏、韩、楚、齐、赵多次主动攻击，可统计的“斩首”记录合计43万。二十九年（前278）白起攻楚，占领郢，迫使“楚王走”。这是战国时期秦军远征第一次攻陷敌国都城。二十七年（前280））“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三十年（前277）“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都是在远离秦本土关中的地方发起大规模进攻。后来指挥长平决战，歼灭赵军主力40余万人的名将白起，作为军事明星在宣太后时代即已开始上升。“十三年，……左更白起攻新城”，“十四年，左更白起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二十七年，……白起攻赵”，二十八年（前279）和二十九年（前278）“攻楚”，白起已经以“大良造”身份统率远征军了。在“取郢”之后，白起得到了“武安君”的封号。

秦昭襄王九年（前298），“孟尝君薛文来相秦”，是秦国引入东方人才推动行政进步的特例。这一历史记录的真实性得到秦东陵1号墓出土文物的证明。“十年，楚怀王入朝秦，秦留之。”十一年（前296），秦抗击了“齐、韩、魏、赵、宋、中山”联军的进犯，又与韩、魏单独媾和，使得攻秦军事同盟解体。十七年（前290）“东周君来朝”，二十九年（前278）“周君来”，则都是重要的外交成功。十二年（前295），“予楚粟五万石”，是战国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物资援助。

商鞅变法显著推动了秦富国强兵的进程。但正如司马迁所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其诸多言行“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他感叹道：“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史记·商君列传》）商鞅在秦“受恶名”，但是正如《韩非子·定法》所说：“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宣太后亲身经历过“车裂商君”事件，对于秦惠文王处死商鞅但坚持贯彻“商君法”的政策把握可能有较深层次的理解。《韩非子·和氏》：“商君车裂于秦。……秦行商君法而富强。”《韩非子·问田》也说：“秦行商君而富强。”宣太后时代仍然坚持了“行商君法”的政治方向。著名的蔡泽与范雎的对话，七次说到“商君”，都认为他“极身无贰虑，尽公而不顾私”，“为人臣尽忠致功”。蔡泽甚至赞誉商鞅：“为主安危修政，治乱强兵，批患折难，广地殖谷，富国足家，强主，尊社稷，显宗庙，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盖震海内，功彰万里之外，声名光辉传于千世。”又说：“夫商君为秦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赏，有罪必罚，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成秦国之业。功已成矣，而遂以车裂。”（《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可见宣太后时代秦国的社会舆论，对商鞅的“忠”与“功”是正面肯定并给予同情。宣太后因推行“商君法”非常坚定，对商鞅的认识和评价也许较秦惠文王时代更为客观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