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流亡者，像马内阿这种，前半生经历过纳粹集中营、大屠杀、极权主义统治和流亡，他伤痕累累的走来，无论去到哪里都显得无所适从。在《流氓的归来》中，马内阿坦诚自己流亡的困惑：“随着离去，我身上有多少部分将死去。我想知道，对一位作家来说，流亡是否等同于自杀？”他当然不会自杀，但是在另一个国度，失去了自己的语言，丧失了自己的读者，陌生的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但是过去依然如影随形。这些失语的、断裂的、碎片化的故事就构成了他所有小说的基调。就如同他的小说《巢》中写到的几代移民，他们有的用书籍建构了自己的新家；有的永远找不到家，从此消失，或被谋杀；有的依然在路上，不断地尝试，调整自己的心态，渴望与新的环境融合。不同的命运，不同的象征，正是作者本人马内阿真实与隐喻互相指涉的写照。这是一份写给流亡者的悼书：有人类以来，流亡就是最悲惨的命运。记忆的阴影缠绕不散，语言在匮乏中失声，孤独是他者的常态，死亡才是最终的“巢”。

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论及流亡时说，流亡首先是人对自我的背离，对思想自由的放弃，它遮蔽理智，约束疑问，消解焦虑彷徨，接受俯首听命，而不再畅所欲言，大胆质疑。流亡之后的生活再也不是单一的视角，生活变得混乱而复杂。尤其对一个说着外国语言的作家而言，除了写作，别无他法。只有从内在流亡的角度，母语流亡的角度解读《巢》，你才能从中找寻到蛛丝马迹：为何马内阿会用一种如此大胆，背离常规的方式写作。他的小说寻找着那些精神的同类，渴求的是一小部分有着共同的生活经验的理想读者，即那些总是陷入各种困境，无法应对正常的生活，总是纠结于过去，具有深深的负罪感，仿佛自我的逃离是一种背叛。这就是，一个外来者被抛弃在完全陌生的国度中如何煎熬，找寻归属感的故事。

而在他另一小说《黑信封》中，故事更加的扑朔迷离，情节更加的支离破碎，暗语和呓语成为了小说的隐喻本身，这是一本用密码写就的小说，因为内在的流亡早就开始了。这马内阿离开罗马尼亚之前出版的最后一本小说，某种程度上，这本小说引发了他远离故国的念头。在他1990年写下的随笔《审查报告》（收录在随笔集《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中，马内阿回忆说，为了创作《黑信封》，他一直努力寻找一个隐喻，表现我们封闭而残缺的社会，变现内心难以释放的压力和痛苦，表现人们的沮丧和挫败感：“我要创作另外一个现实，来表达我们实际的生活：无尽的队伍（为了面包、手套、肥皂、汽油和手纸）、可怕的医院、无处不在的告密者和夸夸其谈的骗术；寒冷、害怕、玩笑、默然、疲乏、恐怖甚至我自己的痛苦。孤独的个体和群众。绝望、爱、恐惧、罪恶、脆弱、幻想和噩梦。”这就是他想表达的故事，但是在我的阅读感受中，总有一种莫名的不安，就好像他使用这么多的短句表达一种不可言传的情绪，我甚至能感受到他写下每一个句子的时刻，都有一种担心他的笔被人凭空夺走似的恐惧。他只能借助大量隐晦的意象和隐喻来传递他想表达的现实。但是最恐怖的一幕出现了，在小说出版前夕，他收到了国家部门的审查报告，除了列举众多需要修改的部分之外，审查报告中还详细地“解密”了他小说中用来影射纳粹主义和罗马尼亚独裁主义的句子和隐喻。他说他害怕了，厌恶了：“在极权统治下写作的作家常常在作品中使用诈术、典故、暗码或粗糙的艺术形象，痛苦而隐晦地和读者进行沟通，同时他们又希望躲开审查者。受到阅读的作家不可避免地要借助于欺骗，而这有让他们感到刻骨铭心的痛苦。”这大概是最终驱使他成为一个流亡者的缘由。

但成为一个流亡者作家，同时意味着失去自己的读者，成为一个同胞眼中的叛国者，背负着骂名，远离了苦难，丧失了自己的根，永远处于一种背井离乡的漂泊者状态。在马内阿与美国作家索尔·贝娄的对谈《在我离去之前，结清我的账目》中，贝娄回忆起自己的家庭初到美国之时遭遇到方方面面的困境，身为犹太人的移民在世俗化和美国化方面都有着很多的困惑，而有一天他的父亲去世了，哥哥告诉他这句话：“别再像个移民那样行事。”这句话大概引起了马内阿的情感共鸣，以至于最终最为他们对谈部分的标题。他并不想成为一个流亡者中的英雄，他也不想成为祖国的叛徒和罪人，他只想成为他，一个欧洲人，一个小说家，一个渴望找到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