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很尖锐的作家”

“映真啊……我们不仅是写作上的朋友，同时是家庭、是生活上的朋友。这种感情……知道他（去世）这个消息，要我怎么表达 ……”台湾作家尉天骢对早报记者感慨地说，“也许我们意见不同，但大家都是好朋友。”就在今年10月，尉天骢的《回首我们的时代》 在大陆出版，其中一篇《理想主义者的苹果树——琐记陈映真》正是尉天骢写陈映真的文章。尉天骢写道，曾经他和陈映真在年轻的时代都算是具有理想的一群人，但“现实变了，人对于未来也就有了不同的看法，这不仅仅是年龄的因素，更是由于生命的成长使得心灵的认知有了差异”。

尉天骢告诉记者，“他是对台湾现实，对 ‘二·二八事件’是最早提出写作的人，他也对台湾的工业化和污染提过很大的批评。他是一个很尖锐的作家。”对于陈映真的文学成就，尉天骢评价：“在1950到1970年代，映真对台湾现实、对台湾年轻人的理想有很大影响。影响不仅在于写作技巧，甚至包括他的思维方法和气质。他的早期作品特别好，比如《我的弟弟康雄》《面摊》《故乡》 。”

“知道这个消息，心情蛮复杂的。”台湾作家朱天心向早报记者坦言，陈映真的为人对她而言意义巨大，“台湾政权更迭，但陈映真是永远不变的那一个，是极少数的那一个。他在台湾的主张，不是说说就算了，而是身体力行，甚至为此失去自由，失去生命的安稳。在作家中，他几乎是我能立即想到的唯一一个 ‘永远的异议者’，永远站在边缘位置。”

“这点坚持，对我们或许就是一句话。但在台湾这么政治化的地方，陈映真的坚定不移很不容易。”朱天心说，在台湾，“左派”是大陆人难以想象的少数，不如说是“左卒”。“而陈映真是永远的‘左卒’，永远的身体力行。今天知道这个消息我很感伤，我和天文还喟叹了一阵。我们觉得就好像是历史的这一页翻过去了，以后也不会再有这样子的人了。”

在台湾社会扮演双重角色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对早报记者表示，陈映真可以说是台湾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要理解这种说法，首先我们要从陈映真的形象变化说起。最初他的作品进入到大陆的文学阅读和视野中，主要是作为台湾文学的代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出版的《台湾小说选中》也选了他的一些作品。虽然陈映真很重要，但当时还是把他放在台湾文学的格局上来理解。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仅仅是这个形象，他对中国大学文学界、思想界的影响不可能那么大。”罗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