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李俊民在新文艺出版社里成立了中国古典文学编辑组。1956年11月，在这个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古典文学出版社，他任社长兼总编辑。古典文学出版社的编辑除了原先中国古典文学编辑组的钱伯城、王勉等，还调来了老出版家汪原放、刘哲民和胡道静等，以及受“胡风案”牵连的梅林、俞鸿模、何满子等人。他还动员了自己的老友、时任苏北师范专科学校（扬州师范学院前身）历史科主任刘拜山和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于在春加盟。这些都是以创作、研究见长的编辑。所以，编辑部虽然只有十几位编辑，但都是才学之士，一时人才济济，何满子曾在《新民晚报》上撰文说：俊老“常戏称他主张‘人才内阁’，私下不无得意地说：我们这个班子办一个大学中文系是胜任的”。

“胡风案”之后，又遇上了反右。古典文学社一共就六十个人，按百分之十的比例，打了六个右派，有钱伯城、何满子、王勉等。

从1956年到1966年，虽然有各种政治运动，但还是出了不少好书，为日后成立上海古籍出版社打下了品牌基础，也储备了人才。比如钱仲联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邓广铭的《稼轩词编年笺注》、胡道静的《梦溪笔谈校证》、陈奇猷的《韩非子新校注》等。更有影响的是三套普及读物：《中华活叶文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中国古典文学基础知识丛书》。这些普及读物下的功夫很大。例如，为了做好《唐诗一百首》，当时社里先印了几百本试印本，广泛征求意见，范围上至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陈伯达、上海市领导柯庆施，下至印刷厂工人。最后行销了上百万册。

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老领导中，有三驾马车的说法，您能谈谈这三位的情况吗？

高克勤：1958年6月，在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统一规划下，原上海市出版局所属的古典文学出版社与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合并成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以下简称“中华上编”），当时年近七十的金兆梓先生以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的身份任主任，李俊民、陈向平、戚铭渠任副主任。金兆梓是老出版人，来中华上编后，同时担任上海文史馆馆长。因此，在五六十年代，国内有中华书局、中华上编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三家从事古籍整理的专业出版社，由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只有古典文学部从事这项工作，故又有“两家半”之说。李俊民和陈向平、戚铭渠还是中共中华上编分党组成员，其中李俊民为书记，他们三人组成了中华上编领导团队的“三驾马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