逗号、句号的大量失当姑且不论，《声类》与《韵集》未加书名号也姑且不论，只看《广韵》出现六处，第四及第六个加了书名号，其余都付阙如。再看所举唐诗篇名，仅少数加了书名号，另外十多篇则亦付阙如。这样随意的标法基本出现在同一页上，粗糙得过于明目张胆了。

本书《编辑体例》确定“所收书信尽量使用最初发表的版本，或经过整理之后的最佳版本”，这一原则值得肯定——选最初发表者可以保留历史原貌；择善而从则既能给读者提供相对便读的文本，也能在校勘记中省去多余的饶舌。但有时去取或可稍灵活一些。如致袁世凯信，初发表于《盛京时报》，后见收于《太炎最近文录》，编者以前者为正文，于是“财用，则重价之物与粪土同”下出校记：“《太炎最近文录》作‘无财用，则重价之物与粪土同’。”“故名呑犹足相副”下出校记：“《最近文录》作‘故名实犹足相副’。”“长初以三吊合一两”下出校记：“《最近文录》作‘最初以三吊合一两’。”“吉林东沟、北清等处次之”的“北清”下出校记：“《最近文录》作‘北沟’。”“是中国不办金矿，实闻接为俄人雇工，此可为太息痛恨者也”下出校记：“《最近文录》作‘是中国之办金矿’。”“而运脚亦昂贵已当”下出校记：“‘当’，《最近文录》作‘甚’。”“夫中原万里，无水道之灌输，船舶不行，轺车为用，其以铁道擅场固宜”下出校记：“《最近文录》作‘轺车为困’。”“而源辽流长，……铁道一通，帆轮辐辏，流转不穷”下出校记：“《最近文录》作‘斯道一通’。”“拟向英、法、德、美各国银行商借，以作母财”下出校记：“拟向英、法、德、美各国，急行商借，以作母财。”（446-450页）如果换错字不是如此之多的《最近文录》为底本，就既可为读者免除这么多个不必要的障碍，也可为编者省去这么多条不必要的校记——这类低层次的手民之误原无多少写入校记的价值。

又如致吴承仕信八十六通，编者标示“除注明出处外，均据《章炳麟论学集》”。按《论学集》系章氏致吴氏信的原稿影印本，自可信据。但部分既见于《论学集》、又曾在二十年代《华国月刊》发表过的信，编者则以《华国月刊》为底本，然后把刊出时被删节者用方括号补入，再出校记说明，处理方式显得累赘。如果倒过来做，正文或能更干净一些，校记也能更简略一些。

录入编辑：洪振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