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1945年被广为传播之时，后来成为巴西文学院院士的批评家阿尔瓦罗·林斯就断言卡洛斯·德鲁蒙德“是我们的现代文学里最具革命精神的人物”，并宣称《花与恶心》具有“独一无二的真正的革命性”。

这首《花与恶心》放在奥运开幕式上，和环保主题配合得也天衣无缝，1940年代瓦加斯独裁氛围下的“恶心”，完全可以被置换为21世纪跨国资本主义对地球环境的摧毁造成的“恶心”。卡洛斯·德鲁蒙德本人大概不会拒斥各种“过度诠释”，因为他在诗里说过：“我的诗是我的甘蔗酒。每个人都有他的甘蔗酒。/喝的时候，是用水晶杯，还是马口铁杯，/还是海芋叶子，并不重要：都管用。”

回到卡洛斯·德鲁蒙德身上。1945年他和瓦加斯政府公然“翻脸”之后没过几年，他和巴西共产党之间也渐生隔阂。后来他还是回到了独裁终结之后“第二共和”时期的政府里，继续做他的高层公务员直到退休。

1987年8月5日，他的爱女、作家玛利亚·儒里耶塔因癌症去世，卡洛斯·德鲁蒙德的生命随即枯萎，十二天之后，85岁的他也因病离世。他在去世之后还给了读者们一个巨大的惊喜。人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很多塞在抽屉里的性爱诗，这批“小黄诗”被编为诗集《自然之爱》在1992年出版，一时间成为“里约纸贵”的潮流读物。他的头像出现在1980年代末巴西的50元纸币上。

他在里约的雕塑位于迷人的科帕卡巴纳海滩，他坐在长凳一端，另一端空着，像是随时准备和坐在上面的人攀谈。凳子上铭刻着他写里约的一句诗：“在海中，一座城市已被写就”。

(本文作者系诗人、译者，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副教授，北京大学巴西文化中心副主任，文章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