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虞集提出了一个回避争论的设想：“间与同列议三史之不得成，盖互以分合论正统，莫克有定。今当三家各为书，各尽其言而覈实之，使其事不废可也，乃若议论则以俟来者。诸公颇以为然。”即主张三史各自成书，各为正统，这一动议的提出，大约是文宗时期的事情。直到至正三年（1343），时任中书右丞相的脱脱领衔纂修三史都总裁，才最终采纳了这种意见。《庚申外史》卷上云：“先是诸儒议论三国正统，久不决。至是脱脱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其中《辽史》由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陈绎曾四人分撰。自至正三年四月至次年三月，前后费时不到一年，《辽史》就率先告成。五年，《辽史》与《金史》同时下江浙、江西行省雕版刷印，“各印造一百部”，此即《辽史》的最早版本——元至正初刻本。

今本《辽史》的缺陷

元人所修《辽史》大概是以金陈大任《辽史》为蓝本，参以辽耶律俨《皇朝实录》、元代伪书《契丹国志》以及其他一些宋代文献而成的。由于辽代文献本身记载欠详，加之元朝史官杂抄史料，仓促成书，使得这部《辽史》存在许多问题，前人历来评价不高，如清代学者顾炎武、钱大昕、赵翼及四库馆臣等都曾指陈过它的缺陷，而尤以近人冯家昇的批评最为尖锐：“今之廿四史，以《辽史》成书最速，亦以《辽史》为最劣。”概括起来说，《辽史》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记事每多疏漏，史实不乏错误。在历代正史中，记事疏漏、史实错误之类的问题本不足为奇，不过《辽史》的情况显得比较极端。元修《辽史》之所以屡遭后人诟病，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如辽朝曾经先后几次更改国号，但《辽史》中却仅能见到太宗大同元年（947）“建国号大辽”的惟一一条记载，故清代学者在这一点上屡屡指责《辽史》的疏漏。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云：“按辽自太宗建国号大辽；至圣宗统和元年，去辽号，仍称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复称大辽。《辽史》皆没而不书。”赵翼《廿二史劄记》也指出说：“《辽史》又有太疏漏者。《东都事略》记辽太宗建国大辽，圣宗即位，改大辽为大契丹，道宗又改大契丹为大辽。改号复号，一朝大事，而《辽史》不书。”《四库全书总目》《辽史》提要亦讥评《辽史》“于国号之更改尚未详也”。又如关于契丹建国年代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据《辽史·太祖纪》记载，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07年称帝建国，后于916年建元神册。但根据今天的研究，阿保机在907年仅仅是取代遥辇氏可汗成为契丹部落联盟长，至916年才称帝建元，建立大契丹国。诸如建国年代及更改国号这样政治史上的头等大事，抑或语焉不详，或记载不确，《辽史》之疏漏，莫此为甚。不过，《辽史》存在的这些问题恐怕不能简单归咎于元朝史官，而主要是原始史料的欠缺所造成的。辽朝的修史制度很不完备，已知第一部官修史书是成书于统和九年的室昉《实录》，时距契丹建国已有七八十年之久，属于事后追述，自然难免疏漏。

第二，篇幅过于简略，内容多有重复。辽朝立国二百余载，若算上耶律大石建立的西辽则近三百年，其历史不可谓不长；统治范围南达燕云汉地，北至蒙古高原，其空间不可谓不广。反观元人所修《辽史》，虽有一百十六卷之多，但由于每卷篇幅很短，内容显得相当简略。若与同时修成的《金史》和《宋史》做一比较，即可看出《辽史》卷帙的单薄。《金史》一百三十六卷，文字至少比《辽史》要多出一倍；《宋史》四百九十六卷，文字大约是《辽史》的十倍。而在这有限的篇幅中，内容又多有重复。四库馆臣对此多有批评：“如每年游幸，既具书于本纪矣，复为《游幸表》一卷；部族之分合，既详述于《营卫志》矣，复为《部族表》一卷；属国之贡使，亦具见于本纪矣，复为《属国表》一卷；义宗之奔唐，章肃之争国，既屡见于纪、志、表矣，复屡书于列传；文学仅六人，而分为两卷；伶官、宦官本无可纪载，而强缀三人。”这些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实际上，除了陈大任《辽史》和耶律俨《皇朝实录》原有的篇目外，元人新立的某些志、表、传，往往是由本纪、列传中的相关内容摘录而成的。如《百官志》《食货志》的内容大都可以从纪、传中找到出处，且由于抄取不当，内容或有重出。又如元朝史官新设的《二国外记》（包括《高丽传》和《西夏传》），也明显是摘抄诸帝纪的相关内容而杂糅成篇的。由于《辽史》本身篇幅就很简略，加之内容又多重复，这样就不免会脱漏许多重要的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