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辽史》修订摒弃了原来“工作本”的做法，严格遵循以百衲本为底本的原则，用明初内廷朱丝栏钞本及《永乐大典》残本进行通校，以南、北监本和乾隆殿本进行参校，并参考吸收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和道光殿本的《考证》内容。

　

《永乐大典》所引《辽史》

百衲本《辽史》

南监本《辽史》

辽朝疆域

李赞华(即东丹王耶律倍)《射骑图》

研究辽代历史最大的困难就是史料匮乏。尽管契丹立国两百余年（907-1125），但存留至今系统记载辽朝一代史事的可靠文献，惟有一部篇幅不大的《辽史》而已。且从辽人编修本国史至今本《辽史》之纂成，又经历了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

辽朝的“实录”编纂

辽朝修史制度不甚健全，虽有修起居注、日历的记载，但似未形成制度，亦未成书，其官修史书仅有“实录”可考。据《辽史》记载，辽朝曾先后四次纂修实录。最早的一次由枢密使室昉监修，翰林学士承旨邢抱朴同修，于圣宗统和九年（991）撰进《实录》二十卷。第二次由南院大王耶律谷欲监领，命翰林都林牙耶律庶成、萧韩家奴等编集自契丹建国前遥辇可汗至兴宗重熙以来事迹，至重熙十三年（1044）亦修成《实录》二十卷。第三次是道宗大安元年（1085），史臣进太祖至兴宗七帝《实录》，卷数不详。第四次就是辽末耶律俨纂修《皇朝实录》七十卷。

《皇朝实录》编纂于辽道宗寿昌至天祚乾统年间。《辽史·耶律俨传》称俨寿昌中“修《皇朝实录》七十卷”，《王师儒墓志》谓师儒于寿昌六年（1100）授宣政殿大学士、判史馆事，时“国史已绝笔”。这里所说的“国史”就是指《皇朝实录》，可知《皇朝实录》纂成于道宗末年。而《辽史·天祚纪》乾统三年（1103）十一月，又有“召监修国史耶律俨纂太祖诸帝实录”的记载。照理说，寿昌六年成书的《皇朝实录》，其下限当止于兴宗朝，乾统三年再修实录，可能是命耶律俨续修道宗一朝。至于其最终成书时间，也有线索可寻。《天祚纪》乾统六年十二月有“封耶律俨为漆水郡王，余官进爵有差”的记载，虽未说明事由，但从时间及封爵对象来判断，估计此次封爵的起因很可能与《皇朝实录》成书进呈有关。

需要说明的是，辽朝所谓的“实录”，实际上是指纪传体的国史，而并非为每位皇帝单独修撰的编年体实录。据冯家昇《辽史源流考》研究，耶律俨《皇朝实录》篇目之可考者，既有从太祖至道宗的各朝帝纪，又有《部族志》《百官志》《礼志》《仪卫志》等专志，还有《后妃传》等列传。其他几部“实录”虽有记事详略的不同，但从它们的内容断限来判断，大概也都是纪传体的国史。熟悉中原王朝修史制度的人们也许会心存疑问，辽朝为何会将纪传体国史称为“实录”呢？其实这种情况在辽朝并不奇怪。由于契丹汉化程度有限，像这样误用汉式名词术语的现象在整个辽朝一代都是十分常见的。譬如，宰相、三师、三公、京师等名号的滥用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历代王朝的宰相都不是一个固定的官名，而是对某一类职官的通称，而契丹人却误将其当作一个固定的职官名称来使用，不仅在朝廷设置北府宰相、南府宰相作为北南面官系统中的高级官员，而且在国舅帐设有国舅宰相，诸京城设有诸京宰相，甚至在北面部族官中也广设宰相，可见其使用之滥。又如中原王朝的三师、三公名号，辽朝除用以授予大臣外，甚至还将“太师、太保、司徒、司空施于部族”。另外，“京师”一词在中原王朝是特指国都而言的，但由于辽朝实行四时捺钵制度，国家的政治中心并不在任何一个京城，所以当时人缺乏中原王朝那样的国都概念，对“京师”一词的使用也就相当宽泛，以致辽五京皆有“京师”之称。此外，辽太宗还误封其弟李胡为“皇太子”、道宗时人误称皇孙燕国王延禧为“皇子”，都很能说明问题。元朝史官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沿名之风”，所谓“沿名之风”主要是针对辽朝在汉化过程中简单机械地效仿汉制的做法而言的，指的是沿袭汉“名”而又“名”不副实的一类现象。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辽朝为何会将纪传体国史称之为“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