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学科界限和研究分工还是十分严格，跨界，或者说借鉴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现象并不算普遍。研究文学的学者当然会考虑作者的哲学思想、时代背景，但是作家文学之所以产生的社会背景的问题，比如作品在怎样的社会结构生长出来，这方面文学研究者并不太关心。1960年代以后，从历史角度重视文学材料的学者越来越多，这是受到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研究视野越来越开阔。1960年代，日本旧左派的简单研究模式出现很大的瓶颈，这时候学者更积极地摸索新的学术方法，尤其重视接收法国学术营养，此外计量经济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也被普遍地接受。1970年代以后成长的学者，研究方法更为多样，眼光更为广大，我本人也受惠于这样的新学风。

您1950年代就投身于中国研究，哪一年才获得访问中国的机会？

田仲一成：长达二十多年，中国对我们一直是“雾中花”，1976年之后，中国政府开始接受友好团体的组团访问。东京大学的同仁听闻这个消息十分兴奋，就推选工学院的石井威望教授作为团长，通过中日友好协会向中国当局申请，行程获批之后由旅行社帮忙组团。1977年12月27日，东京大学的访问团到达北京，同团的还有尾上兼英、佐伯有一、斯波义信诸位教授。我们都是以中国研究为一生志业，首次踏足中国土地，看到闪闪发光的白桦林掩映下的人民中国，大家心情十分激动。这次访问主要考察中国的工业能力，坐火车前往沈阳、大庆、哈尔滨等东北工业基地。接待单位见到来访者都是老师，于是安排我们这些东京大学的教授到小学去参观，观看小学生表演革命歌舞。我们表示不满，后来才改为让我们参观吉林大学、辽宁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我看到这些大学把许多书籍一捆捆堆放在走廊，“文革”期间大学的荒废，触目惊心。团长石井威望教授在长春制造汽车工厂观察了工人三班倒制度，看到工厂内部杂乱污染、万事依靠人力的情况，劝告工厂干部说，应该将生产组织改变为自动化机械，而且预言：“1960年代之后全世界已经进入自动大量机械制造的时代，而在这个进步的时代，中国一直在睡觉，仍然依靠人工人力，大大落后于世界工业水平。中国需要拼命努力，但只要努力，大概二十年之后，可以赶上世界前头。”现在看来，预言十分准确。

1978年7月，我们一帮东京大学中文毕业生又组了一个旅行团到中国访问。户川芳郎作为团长，同行的有尾上兼英、传田章、木山英雄等十六人。我们到洛阳、西安、杭州等地参观，圆了古代中国的文学梦。就像我前面所说的，我们这些1950年代的大学生从青年时期就熟读毛泽东著作，此行怀着“朝圣”的心情去韶山。在韶山的毛泽东故宅，我觉得拍照也无法充分表达那时那刻的激动心情，一连画了几张素描，这样才把当时的心情与景物深刻地描绘在脑海里。

我们外国人是不太了解“文革”期间中国人的辛苦的，当时亲眼所见无论哪个地方的中国人都穿着灰黑的人民服，我认为这是难得的“平等社会”，书本里所描绘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这个样子吧。

东京学派与京都学派

中国学界一直比较关心东京大学与京都大学的学风差异问题，您作为东京大学的中国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能否简略介绍一下？

田仲一成：日本汉学本身的传统是以“日本本位”来研究中国，所做的学问是“为了日本人的汉学”，东京大学主要继承了这一传统。京都大学则是强调采用与中国一样的研究方法，更像是中国古典学特别是清代学术的延续者。比如京大学派的代表人物吉川幸次郎和仓石武四郎同时留学北京，都穿着青衫，戴着中国帽子，有日本人宾客访问他们时，两位教授向日本宾客说“贵国的某某”（指的是日本），而说“敝国的某某”（指的是中国）。他们讨厌东京传统的日本汉学，将自己彻底同化于中国人，毫无日本风气。当然这样的学风差异也跟两所大学的历史有关：作为国立大学的东京大学更早创立，自然而然代表着日本的主体意识，京都大学成立在后，在定位上与东大区分开来，于是以中国学问方法作为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