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对民间信仰的研究也在不断加深，这方面能介绍一下吗？

李向平：从学术研究上来说，国内外史学界、民俗、人类学界等都做过不少很有价值的研究。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农民起义就回避不了民间信仰这个问题，但真正把民间信仰作为宗教学一分支研究，或乡村文化传统研究的，应该是1980年代以后的事情。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五大宗教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民间信仰的活跃——它作为传统文化在乡村社会的根基之一，特别是中国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近年来，民间信仰活动的确也越来越活跃，乡村文化的改变需要新的表达，民间信仰正好适应了乡村文化和精神需求这一新的表达。这是学术界更多关注民间信仰的宏大背景。

一般研究特点是，研究民间信仰总有等而下之的感觉，它既上升不到宗教，也上升不到文化。学术界的研究与关注也有不同的出发点。有的研究集中于梳理民间信仰的来龙去脉，在民俗、传统文化、乡村生活方面高度评价民间信仰，认为它是乡村公共生活的纽带；或者是为民间信仰正名，认为它应该像目前的五大宗教一样获得制度认可和社会定位，而不仅仅关注于民间信仰的作用，争取信仰空间而已。此外，还有基于宗教生态平衡的研究，希望民间信仰能在乡村生活中成为主体，这是传统中国文化的根基所在云云。

除了上述研究，如何加强民间信仰的引导和管理也极其重要。有些信仰活动的确很浪费民间资源，有些地方确实存在“迷信”的泛滥，还有一些民间信仰也容易引起地方冲突，诸如风水等问题也能导致冲突，因庙会经济和香火经济引起的乡村械斗等等，需要法治化的规范管理。

依据我自己对民间信仰的研究，则是发现国家教化与民间信仰之间存在着一种特别的中介，这就是传统的神汉、巫婆、方士、礼生、阴阳师等等，当代的香头、灵媒、仙人等等。一般来说，这些人物是民间信仰各种组织及其活动的代表或牵头人，这些人物的地位、身份，及其与国家权力、地方精英之间的互动方式直接决定了民间中国的信仰方式。

香头，香客之头领，主要从事组织领导香客进行民间信仰事务，是民间信仰中沟通人人、人神关系的中介，有着组织动员信众的能力。当代民间社会大致六种香头，他们分别是灵媒型、法会型、驻庙型、朝圣型、经纪型和家传型。不同的香头具有不同的民间资源动员能力与组织香客的方式，也有着不一样的社会关系模式。比如灵媒型香头，相对其他类型香头有着自身特有的优势，并能建立起以自己为核心的信仰小团体，对其组织的信众有着绝对神圣的权威，但在超出自己建构起来的信仰共同体之外，灵媒型香头则往往被边缘化，失去了其权威性和资源动员力。总的来看，六种类型的香头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身所处的关系网络、熟人社会。所以，随着这些社会关系的迁转，其动员能力也发生相应的起落。

一般认为，中国人的宗教观念是宽容的，民间信仰也极为活跃，这是否与中国没有一神教传统有关？

李向平：传统中国的确没有主导宗教。但宗教宽容与一神教之间的关系不能一概而论，多神论传统也有暴力的时候。宗教信仰是否宽容，关键不仅仅是一神信仰，还是多神信仰，而是在于这种信仰是否与权力整合，依附于权力压制对方，关键在于其信仰体系或信仰团体是否占有利益，或者在信仰发生冲突时是否与权力、军事集团结合，把信仰关系自身变成了一个暴力集团。就像前面讲的，民间信仰在改朝换代时总会若隐若现，你可以说它反抗朝廷是正义的事情，但它却是与暴力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