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种演化成功与个人幸福无关

除了虚构说，赫拉利还提出了一系列颠覆传统认知的看法，比如人类一直引以为荣的巨大历史进步——农业革命。在他看来，农业革命是“史上最大的一桩骗局”，是一起因智人判断失误导致的严重事故，其可怕结果就是：农作物驯化了智人，农民过着比采集者更辛苦、更不满足的生活，承受着更多来自饥饿和疾病的威胁，食物量的增加并不代表吃得更好、过得更悠闲，反而只是造成人口爆炸，定居导致疾病肆虐，粮食剩余还造就了一群养尊处优、娇生惯养的精英分子。

赫拉利虽是大历史之拥趸，却出乎意料地把个体幸福作为人类历史进程的衡量标准。农业革命的“骗局”更让他意识到，“物种演化上的成功并不代表个人的幸福”，人类整体福利的提高并不会使个体更加快乐。研究小麦和玉米时，“或许纯粹的演化观点还有些道理”，但对于牛、羊、智人这些“有着复杂感情的动物”来说，历史学家就必须想到这种演化对个体生活的影响。

赫拉利在书中专辟一章来讨论“个体的快乐”，快乐，究竟是由神经、突触和多巴胺等生化因素带来的，还是来自于所谓生命价值的实现（也是一种欺骗），还是如佛教所说，快乐不仅不在于外部条件，甚至不关乎人的主观感受？在他看来，这个问题是理解历史的关键之处，却也是“理解历史的最大空白”，“有一些很重要的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我为许多疑惑保留了不确定性与开放性”。

别逃避新发展趋势，去了解它们

我们很难根据赫拉利对“农业革命”的定论和对人工智能威胁的估计，来断言他是一位保守或悲观的卢德主义者（指对新技术和新事物的一种盲目冲动反抗）。赫拉利觉得自己并不悲观，也不乐观，“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并不觉得人类的发明与发展一定存在什么问题，事实上，今天的人类社会取得了许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进步。”他充分承认政治经济制度演进与科技进步为人类整体带来的福祉，包括大规模饥馑的消失、暴力的消退等。

在“现实主义者”赫拉利看来，未来有两个危险因素是人类必须要面对的。第一是气候变化，这不仅威胁着人类，也威胁着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第二是那些可能失控的新技术，尤其是生物科技和人工智能，这些技术本身不是坏的，也不必然引起坏的后果，但因其本身力量强大，如果人类不能明智地使用它们，就可能会造成非常可怕的后果。

赫拉利庆幸自己没有退回到中世纪军事史的狭窄空间里埋首研究，他的下一本书是关于21世纪人类议程，以及其中种种危险、机遇和问题的。在采访的最后，赫拉利说：“当代历史学者、哲学家和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责任，是努力把他们的知识与未来的科技联系起来，不要囿于老旧的问题和书本，不要逃避新的发展趋势，要去了解和书写它们”，这也解释了他正在做的事情。

【与赫拉利有关的三个关键词】

1 好奇

“从十三四岁起，我就对一系列问题感到好奇：为什么世界是这样的？为什么有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为什么人们相信宗教和神灵？是什么力量塑造了我们的现实生活？我的父母和老师没能给我满意的答案。令我惊讶的是，他们对这些问题根本不感兴趣，他们关心的好像只有工作、银行存款和房子。很多年轻人都曾想过这些，但随着年龄渐长，他们手头实际的问题越来越多，这些可能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就被忘记了，但是对我而言，它们始终非常重要。”

2 狡猾

赫拉利为不同国家的不同译本量身定做了各自的内容，“核心思想是一样的，但针对不同国家的读者，我会用一些不同的例子。针对伦敦的读者，我就会说一些跟英国地理和历史相关的事情。在提到历史上强势的女性角色时，英国版的例子是伊丽莎白一世，中国版本里我写的是慈禧太后。”

3 警惕

赫拉利一直对人类保持“警惕”，他认为这一物种打着文明的旗号改造世间万物——全球近半数大型动物消失殆尽，澳洲、北美及南美原住民社群与文化遭到灭绝或破坏，这些始料未及或是蓄意为之的毁灭性伤害，都是智人殖民扩张的可怕痕迹。“很多专家预测，在未来三四十年之内，大多数人可能因被人工智能替代而失业，到那时，人类社会在政治和经济层面要应对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养活和安顿这些’无用者’。而政府依然忙于应对传统的社会问题，比如经济危机、社会动荡、中东争端，他们没有意识到眼下这些新问题是多么严峻，这也是我不断强调这一危险的原因。”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黄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