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与商人联姻现象的演进

事实上，作为社会上层的贵族与社会中层的商人，这两大阶层之间的联姻存在于近代英国历史上的各个时段。早在16世纪，贵族就利用与商人结亲的方式获取财富。1591年，出于对丰厚嫁妆的渴望，斯塔福德勋爵写信恳请伯利勋爵运用其影响力，去敦促“一个富有市民，把其女继承人嫁给他的儿子”。纵观整个16世纪，虽然贵族与商人存在部分通婚现象，但英国贵族依然有着较强的门第观念，男女婚嫁讲究门当户对，贵族与商人的联姻并不普遍。

17世纪后，贵族与商人的联姻日益增加。1646年，基于财富因素的考虑，伯克利伯爵娶了东印度公司商人约翰·马森伯德的女儿伊丽莎白为妻。1669年，贵族威廉·温德姆与富商约瑟夫·艾什的长女成婚。17世纪20年代，一部分商业巨头也力图通过联姻来实现向上层社会流动。威廉·科凯恩成为大商人后，为跻身上流社会，将其五个女儿分别嫁给了三个伯爵、一个子爵和一个男爵。在科凯恩去世后，因为继承了大笔财产，其寡妻得以嫁给身份更高的多弗伯爵，成为贵族家庭中的一员。可见，在17世纪政治局势动荡不安的情况下，贵族与商人的联姻并未中断。

1688年光荣革命后，贵族的政治权势不断增强，但与商人的联姻依然延续下来。1695年，贝德福公爵家族的塔维斯托克侯爵娶了一位富商的女儿伊丽莎白·霍兰德为妻，凭借妻子带来的巨额嫁妆，公爵家族的地产大为扩充。1702年，被债务缠身的沃宁顿伯爵专派两位代理人为其寻找合适的配偶，最后伯爵娶了伦敦富商的爱女玛丽·奥德伯里。成婚后，伯爵就用其夫人的4万镑嫁妆还清了债务。贵族还利用富商的财富来扩充地产。18世纪是贵族的时代，但贵族越来越倾向于在商人子女中选择配偶，贵族与商人的联姻现象日渐普遍。

联姻推动英国社会转型

贵族与商人的联姻，推动了近代重商主义的传播。在近代早期的英国，农业经济仍占据主导地位。但随着贵族与商人的联姻，通过商业贸易来“合理谋利”的精神在社会进一步传播开来。在对商业利润的追求中，起先锋作用的正是一些新贵族。除鼓励长子以外的孩子进入商业领域外，一些贵族也利用与商人的姻亲关系涉足商业活动。贵族及其子女在工商业领域的活动推动了商业的发展，重商主义得到进一步传播。

贵族与商人的联姻，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分化与整合，壮大了中间阶层的力量。近代早期，英国各社会分层之间存在着由婚姻关系、家族亲属关系、睦邻朋友关系、庇护与服从关系构成的沟通管道。通过这些“升降梯”，社会各阶层不断地分化与融合。贵族与商人的联姻是典型的垂直流动。通过联姻，商人为自己在上流社会获得一席之地，也使自己的活动范围和影响力不断增长，进而形成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念，为英国从贵族社会向市民社会过渡提供了前提。 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婚姻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其发展演变对于社会变迁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在16—18世纪的英国，贵族与商人之间的联姻，使两个不同阶层得以充分接触与交流，促使原本相对静态的社会变得越来越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贵族与商人之间的联姻，推动着英国经济伦理、社会结构与文化形态的变化，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英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