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高等人文学院教授杜维明评论：周公制礼作乐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商朝时，世人信奉鬼神，事事占卜；直到周公制礼作乐，中国人的视野才更多地由神转向人、转向伦理、转向礼仪……中国从此真正地成为礼仪之邦。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评论：中日两个国家都在1860年前后转身向西方学习，日本是全心全意地学习西方，脱亚入欧转型向西，彻底地学；中国经过鸦片战争打击之后，开放一点国门，象征性地学。因为中国是被打败之后学，所以就带有这样一种心态：“我学，就是要复仇的，‘师夷长技’我是要‘制夷’的。”这是中日两国在学习西方时最大的差别，并因此造成了中日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1860年之后慢慢凸显：中国是“一定要守住”的状态，日本则是“一定要走出去”的状态。

《中国通史》全球视野，中国叙事。全书站在21世纪的历史高度来把握、透视与思考中华民族所走过的历程，同时把中国历史放到世界史的大背景下考察，在全球化时代郑重回答了中国人对本国历史的重大关切。如：

1949年，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其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了“轴心时代”的理论。雅斯贝斯认为，公元前600至公元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最终形成了希腊、印度、中国三大古典文化中心。雅斯贝斯所指的中国的轴心时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涌现出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等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形成了为后世所称道的“百家争鸣”。

英国历史学家罗斯在《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的社会结构》中指出，16世纪下半叶英国出现了一个从中世纪那种相对静止的状态向以货币、市场和商业交换为基础的更自由的、更具流动性状态的迅速而集中的转变。无独有偶，这样的一种巨变，在16世纪下半叶的明代中国也在上演。正如法国学者布罗代尔所说，“在货币的冲击之下，任何社会都要脱胎换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