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生于南京，9岁因战乱而逃离故乡，母亲把幼小的余光中用扁担挑在肩上一路逃到常州，后来又辗转避难于重庆。在巴山蜀水深处，余光中度过了中学时代。当时的四川战火笼罩，交通封锁，反倒是海的那边，遥不可及，自由辽阔，充满魅力。十几岁的余光中一心向往的是逃离这个闭塞落后之地，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正是为了这个夙愿，余光中在考大学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外文系，他觉得这是自己走出去看世界的唯一路径。同时考取金陵大学与北京大学外文系的余光中，因为母亲的挽留，选择留在南京。1947年，余光中就读金陵大学外文系。原以为可以就此驻足故乡，却没料到迎来的是人生第二次逃亡。又是因为战争，余光中辗转南下，直至定居台湾。

余光中手书《乡愁》

21岁时，余光中在台湾写下《乡愁》。正如在采访中所说，“如果我十二三岁，我的底蕴还不够我写《乡愁》。正因为那时我已经21岁，古典名著、旧小说、地方戏这些我都读过，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虽然幼稚，但已经很深入，印象很深，所以我不会，也不容易抛弃这个东西，再加上，我父母的乡音都一直蛮重的。”

几次逃亡，数次离乡，一如他自己称作的“蒲公英的岁月”。诗人的寂寞，文人的孤独，余先生一人占尽。他孤独着自己的孤独，贯穿时空，延展开来，却在当代无处落脚。他一生思考着生命的始终，明知宿命般的结局，却依然要与永恒拔河。1966年，不到四十岁的余先生写了《当我死时》。诗中，他想到生命的终结是返乡，回到最初的自己，踏上当年的故土，“这是最纵容最宽阔的床/让一颗心满足地睡去，满足地想”。

1973年，余光中应邀到台湾清华大学给教授们讲演，当他朗诵自己的新诗“星空非常希腊”一句时，一位听众忽地站起来，劈头说：“你这诗不通，希腊是名词，怎么可以当形容词？而且崇洋媚外，中国天空也有蓝的，形容蓝天为什么一定要找外国？”余光中愣住了，缓过神来，锐词相讥，说文学不是方程式，不懂就不要乱说。结果惹怒了更多人，讲演不欢而散。

《守夜人》是余光中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版的自选自译诗集， 1992年首版于台湾，收诗65首；2004年，新收17首诗，于中国台湾再出新版，序言中写道“诗兴不绝则青春不逝，并使人有不朽的幻觉”；而在中国大陆首次推出的《守夜人》，距离首版已是24年之后，颇多增删琢磨，89岁高龄，对待诗文一如初见，还在字斟句酌着每一个音节，一个符号。以余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再过十二年我就一百岁了，但我对做人瑞并不热衷。所以这是最新的也是最后的《守夜人》了。”

今年10月，人们为余光中庆祝90大寿，当日他以欧阳修的绝句“再至汝阴”抒发心情，“黄栗留鸣桑椹美，紫樱桃熟麦风凉。朱轮昔愧无遗爱，白首重来似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