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代际的角度来看，生于1970年代的这批写作者，无疑是当下文坛最具代表性、最活跃、也最具实力的中坚力量。在他们之前，当年叱咤风云的“60后”作家们如今已然被充分经典化了，甚至慢慢走进了教科书，比如余华、格非、苏童等人，他们在文学潮流中崛起，通过文学教学、文学批评、学术研究以及文学评奖等综合机制的作用，尤其是茅盾文学奖的“加冕”，其经典化的态势十分清晰。然而，在纯文学的体制之内，“70后”作家虽还未随他们的前辈一道步入经典的行列，但他们的创作活力却正在积极彰显，而其可能性的塑造甚至更加值得期待。

极为清晰的辨识度

相对于年轻的“80后”作家们尚显稚嫩的叙事摸索，“70后”作者大多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叙事风格，其作品具有极为清晰的“辨识度”，这也就是罗兰·巴尔特所说的风格的意义。在巴尔特看来，风格是一种“文学惯习的私人性的部分”，显示在小说中则是，“一种隐秘的，本能的装饰性的声音”。比如张楚、徐则臣等人，都善于从世俗的故事中挖掘人物内心精神层面的东西，并牢牢守护这种精神的背景。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张楚的小说一度让人想起契诃夫。而徐则臣的花街、京漂等故事早已深入人心。在《西夏》《夜歌》《如果大雪封门》等中短篇故事中，普通人身上暗藏的痛感与诗意，都显示出独到的功力，而长篇小说《耶路撒冷》所抵达的艺术高度更是广受赞誉。

“70后”一代写作者中，相当多的人都是从先锋小说的阅读中汲取写作灵感的。比如弋舟就曾被人认为是一位先锋小说家，但他的小说却是不折不扣的城市文学，他更多探讨这个时代城市人的精神疾病。他讨论人性的深邃，刻骨的孤独，以及毫无来由的抑郁和同样没有原因的极端情感。某种程度上看，他的小说其实是与幽暗深邃的实在界打交道的。在他笔下，人性的真相像深渊一般让人不寒而栗。《所有路的尽头》写出了人物内心的创伤，怯懦与卑微，以及“一个人一无所有的孤独”，弥漫其间的是历史的沧桑感，毫无缘由的宿命感，以及无因的病态和神秘气息。同样深受先锋小说影响的还有李浩，但他的小说却显示出与弋舟截然不同的气质。这位喜欢琢磨小说与魔法关系的河北作家，经常自诩为魔法师或炼金术师。他操持着手里的语言，安然而自得其乐地做着虚构世界里的国王。其小说的先锋性一目了然，那些语言的伎俩，翻译体的文风，可以看出从卡夫卡到昆德拉，再到卡尔维诺一脉作家的影响。在李浩那里，讲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怎么讲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因而，他的小说，即便如长篇《镜子里的父亲》，也不是通过故事情节来推动叙事，而是某种意义上的絮叨，自我的辩驳，以及更为复杂的形式追求，来组织和填充小说的内部。在他的小说里，我们可以真切地看到他与想象的读者较量，以及和自己的影子殊死搏斗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