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考大学时，郎景和最初的心愿其实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他是个标准的文学青年，高中时就开始发表诗歌和散文，最高拿过单笔十几块钱的稿费，在那个年代绝对收入不菲，“那会儿学校里的甲等助学金才八块钱”。

但郎景和还是听从父母建议改报了医学。“当时觉得医科好歹是一种‘技术’，用以立身比较踏实。”在从医多年后，郎景和曾说：“科学家也许更多地诉诸理智，艺术家也许更多地倾注感情，医生则必须把冷静的理解和热烈的感情集于一身。”

进入协和医院工作后，郎景和填报了三个科室的志愿——外科、内科和妇产科。虽然填报了妇产科，但他并没有对之有任何特别情感，直到林巧稚将他留下。每年，林巧稚都会从当期的驻院医师里挑选出个男生，他成了那一年的“理所当然”。于是，“这一干也50多年了，我觉得挺好。在过去，国内还有封建思想残留，病人还会不好意思，现在可不了。要知道，欧美和日本的妇产科大夫几乎全是男的，我们早已克服了歧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林大夫是影响了我一生的人。”20世纪70年代末，郎景和成为林巧稚的学术秘书。那时，电台、报刊或者会议想邀请林巧稚做科普讲座、报告或撰文，首先得与林、郎二人确定主题、内容，然后由郎景和列出提纲，再和林巧稚讨论，根据她的观点和意图，写出初稿，再念给她审定、修改，最后完成发表或作为报告讲稿。

一次，林大夫家乡福建人民出版社专程来京盛情邀请他撰写一部《家庭育儿指南》，林大夫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接着又毫不犹豫地说：“让郎大夫去写，他完全可以了。”就这样，林巧稚正式把郎景和“放飞”了。

20世纪90年代，时任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的郎景和，受当时妇产科主任吴葆桢教授病危之际所托，毫不犹豫递交辞呈，回到妇产科接手主任之职。而此后20年间，凡有人问及此事，他都以此为幸、为乐，因为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做自己热爱之事：看病、开刀、搞研究、做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