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法国文学故事精彩生动、娱乐性强，曾获得傅雷翻译奖的郑克鲁先生曾说：年轻人都喜欢法国小说，因为写的都是偷情、美女之类的故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在德国小说中是青年得到了少女；在法国小说中是丈夫得到了绿帽子。”大家当然更爱看法国小说了，觉得德国小说、英国小说太死板，没法国小说好玩。你看《红与黑》中的于连，找了好几个美女，莫泊桑的《俊友》，也有好多美女，类似的故事左拉也写了很多，而这样的故事美国文学中很少，所以不吸引人。

其次，中法均有漫长的专制史，在人情深处易于沟通，法国文学笔下人物特别能打动中国读者。林纾翻译的《茶花女》，被时人看作“以华文之典料，写欧人之性情，曲曲以赴，煞费匠心”，令读者“为之欲叹观止”。严复曾说：“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游子肠。”

其三，当时中国人误认为中法近代史开端有相似之处，“昔者法之败于德也，法人设剧场于巴黎，演德兵入都时惨状，观者感泣，而法以复兴。美之与英战也，摄英人暴状于影戏，随到传观，而美以独立”，因此希望向法国学习强国强种的宝贵经验。

其四，法国有漫长的知识分子传统，沉重且痛苦，与理学压抑下的中国读书人颇有近似之处，双方均追求心灵自由，却又会为承担责任而主动放弃自由，这种进退之间的迟疑与悲情，可谓惺惺相惜。

然而，这些“相似”“相通”在很大程度上是建构出来的，是在不了解对方的基础上想象而成。

比如胡适翻译《最后一课》，以此来激励“民族精神”，却不知道都德此小说实为虚拟，当时阿尔萨斯和洛林本来是德语、法语的混杂区，在割让给德国之前，许多学校已有德语课。在法国，法语原本只是诸多方言的一种，仅仅是为了建构民族国家的需要，政府通过行政甚至是暴力的手段，将其他语言逐步排挤在外，法语才获得了独大的地位。《最后一课》扭曲了历史真相，却在中国被奉为名著。

鲁迅先生翻译凡尔纳，也未必真喜欢其中想象，而是希望用文艺来科普，所谓“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这就混淆了科幻与科学的区别。

苏曼殊与陈独秀翻译的《悲惨世界》更不像话，不仅只有8章，且绝大多数是自行创作。陈独秀说：“予爱卢梭巴士特之法兰西，予尤爱虞哥(雨果)左喇(左拉)之法兰西。”其实他可能压根就没读懂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