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法国文学故事精彩生动、娱乐性强,曾获得傅雷翻译奖的郑克鲁先生曾说:年轻人都喜欢法国小说,因为写的都是偷情、美女之类的故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在德国小说中是青年得到了少女;在法国小说中是丈夫得到了绿帽子。”大家当然更爱看法国小说了,觉得德国小说、英国小说太死板,没法国小说好玩。你看《红与黑》中的于连,找了好几个美女,莫泊桑的《俊友》,也有好多美女,类似的故事左拉也写了很多,而这样的故事美国文学中很少,所以不吸引人。
其次,中法均有漫长的专制史,在人情深处易于沟通,法国文学笔下人物特别能打动中国读者。林纾翻译的《茶花女》,被时人看作“以华文之典料,写欧人之性情,曲曲以赴,煞费匠心”,令读者“为之欲叹观止”。严复曾说:“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游子肠。”
其三,当时中国人误认为中法近代史开端有相似之处,“昔者法之败于德也,法人设剧场于巴黎,演德兵入都时惨状,观者感泣,而法以复兴。美之与英战也,摄英人暴状于影戏,随到传观,而美以独立”,因此希望向法国学习强国强种的宝贵经验。
其四,法国有漫长的知识分子传统,沉重且痛苦,与理学压抑下的中国读书人颇有近似之处,双方均追求心灵自由,却又会为承担责任而主动放弃自由,这种进退之间的迟疑与悲情,可谓惺惺相惜。
然而,这些“相似”“相通”在很大程度上是建构出来的,是在不了解对方的基础上想象而成。
比如胡适翻译《最后一课》,以此来激励“民族精神”,却不知道都德此小说实为虚拟,当时阿尔萨斯和洛林本来是德语、法语的混杂区,在割让给德国之前,许多学校已有德语课。在法国,法语原本只是诸多方言的一种,仅仅是为了建构民族国家的需要,政府通过行政甚至是暴力的手段,将其他语言逐步排挤在外,法语才获得了独大的地位。《最后一课》扭曲了历史真相,却在中国被奉为名著。
鲁迅先生翻译凡尔纳,也未必真喜欢其中想象,而是希望用文艺来科普,所谓“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这就混淆了科幻与科学的区别。
苏曼殊与陈独秀翻译的《悲惨世界》更不像话,不仅只有8章,且绝大多数是自行创作。陈独秀说:“予爱卢梭巴士特之法兰西,予尤爱虞哥(雨果)左喇(左拉)之法兰西。”其实他可能压根就没读懂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