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

《蒙田随笔全集》《青春咖啡馆》《论美国的民主》《第二性》《加缪文集》《儿童的世纪》……这一系列伟大著作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曾获得傅雷翻译奖。今年傅雷翻译奖授予了金桔芳翻译的《刺槐树》(文学类奖)和周佩琼翻译的《在西伯利亚森林中》(新人奖)，值得注意的是，人文社科类奖首次空缺(八届来唯一一次)。

在中国，傅雷翻译奖无疑是公众影响力最巨的翻译奖。从历史看，它没有韩素音青年翻译奖那么长(自1989年开始设立)；从国际地位看，它不如北极光翻译奖那么权威(国际译联设立，每3年授予一人，2014年许渊冲先生获奖，为亚洲第一人)。

傅雷翻译奖受关注，一方面，中国尚无国家翻译奖，目前翻译行业最高奖为中国翻译事业杰出贡献奖，近于终身成就奖，而作品奖似乎更契合时代需要，傅雷翻译奖在某种意义上填补了国家翻译奖的空位；另一方面，近代以来，法国文化对中国影响巨大，几代中国知识人从法译中找到了变革的激情，当理想与传统崩溃时，来自法国的写作曾为他们建构起一片心灵家园。

据《汉译法国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图书目录》，截至1993年3月，仅翻译成中文的文学作品就多达1800多种(含复译)。

从文献看，中法文化交往可追溯到近700年前，1331年，教皇约翰廿二世任命巴黎大学教授尼古拉为第二任汗巴利克(又称汗八里)大主教。所谓汗巴利克，即元大都北京，尼古拉除承担宗教使命外，另有秘密使命，即考察火药在战争中的应用。但1368年，元朝即告灭亡，尼古拉究竟做过什么、结果如何，史无记载。

明代时，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首次展示了世界地图(即《万国舆图》)，1854年，利玛窦还绘制、出版了《山海舆地全图》。该图有简要说明，介绍了欧洲30多个国家，其中就有“拂郎察”，明代一般称法国为佛郎机，但有时也将欧洲人都称呼佛郎机，认为它“近满刺加(今马六甲)”。

清代初期，法王路易十四亲政后(1661年)，企图摆脱罗马教廷，便资助传教士来华。第一批来华的传教士为洪若翰、张诚、白晋等5人，他们于1690年抵达北京。张诚后来参与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翻译工作，俄方曾试图收买张诚，张诚虽予以拒绝，但有学者认为，张诚在实际工作中确曾偏袒俄方。

18世纪，法国掀起了中国文化热，中国音乐、戏剧、哲学被大量译介到法国，伏尔泰称中国人是“所有人中最有理性的人”，他的《风俗论》以中国为起，以中国为结。伏尔泰学习过宋明理学，他在法国边境隐居时，屋中挂着孔子像。伏尔泰认为古代中国是贤明政治，并称赞中国制度为“开明专制”，认为其优势在于能维持秩序、醇化风俗和培养美德，而这恰好就是政治的主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