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对陈寅恪的诗词，钱锺书却是出自内心钦佩的。陈寅恪有个学生叫蒋天枢，因为极其尊敬陈寅恪，不时向老师请益，被陈寅恪视为可以托命之人。上世纪70年代末，蒋天枢整理陈寅恪一本诗稿，发现其中有缺字、漏字的情况。加上诗稿经过动乱时期，收集不齐，毁损严重，蒋天枢请求钱锺书帮助校订，并将缺字、漏字补上，钱锺书满口答应。受托之后，钱锺书特别认真。陈诗缺漏的字并不多，但每补一字，钱锺书都要反复吟咏品味，既要顾及文字的贴切精美，还要考虑意思的相融相合，偶得一佳字即手舞足蹈，快活得像得了头奖一般。2003年10月，执教于台湾高校的汪荣祖先生来北京拜访杨绛。谈到陈寅恪时，杨绛说：钱锺书晚年非常欣赏陈寅恪的诗，说早知陈先生如此会作诗，在清华读书时，一定会选陈先生的课。

有段时间，学界流行“钱锺书看不起陈寅恪”的说法，这显然是一种误解。作为一个深谙文学之道的人，钱锺书不喜欢陈寅恪式的有点意气用事的考证，认为这样的考证掩盖文学的思想艺术光芒，这是事实，但在目前可以公开见到的材料中，钱锺书的批评只是指向陈寅恪的某些考证方式，并未从整体上否定陈寅恪在文史研究上的成就。钱锺书对陈寅恪诗词超乎寻常的喜爱，也说明他对陈的批评是一码事归一码事的。换句话说，就是：钱锺书批评的只是他认为不对的、不好的事情，对他认为正确的、好的事情，则热情赞扬。

“文人相轻”，是中国人最爱说的一句话，我们很少注意到一些老式文人在学术批评中往往渗透着深刻的理性精神。比如胡适与陈独秀，两人无论是政治还是文学观念都有诸多不同，但争论归争论，陈独秀被政府逮捕了，胡适还是以老朋友的身份一次次营救。再比如鲁迅与林语堂，两人也相争过，可鲁迅逝世后，林语堂依然写怀念文章，高度肯定鲁迅文学创作的思想艺术成就。这些人争论时总是就事论事，不人为地压小，也不上纲上线、刻意夸大。

真正的学问是来不得火躁脾气的，在学术批评时“一码归一码”，既是对文艺、科学规律的尊重，也是对学术良知的呵护。

(作者为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