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当时只能对年幼的女儿浅显地解释说：“有的画并不是为了装饰和欣赏的，而是使人看了看以后想想，想出点意义来。”

一次，丰子恺的好友、口琴家黄涵秋先生来探望他，谈起有个官商在一次宴会上这样当众评论：“丰子恺专门画那些下等人，什么车夫、苦工、佣人、乡下人，甚至叫花子也上了画，乌七八糟的，简直是亵渎艺术！看来此人很俗气，根本不懂得‘风雅’二字。”

丰子恺听了一笑置之，依然作画如故。他曾经对人说：“我不会又不喜作纯粹的风景画或花卉，我希望画中含有意义——人情味儿或社会问题。”

在那个时代，一个有正义感的画家，不可能不把笔锋投向现实社会，丰子恺是被这黑暗的社会激怒了。他说：“于是我就当面细看社会上的痛苦相、悲惨相、残酷相，而为它们写照。”

《最后的吻》用人和狗之间的强烈对比，控诉了旧社会的痛苦生活。当时，有一位女读者在看了以后，写了一封信给丰子恺，说看了此画，悲伤至极，并为此流了许多眼泪。她要求画家赔偿她的眼泪。

后来，丰子恺又画了《人如狗，狗如人》、《鱼游沸水中》等讽刺漫画，一位至亲看了劝他：“这样的画还是少画为妙，免惹是非。”丰子恺苦笑说：“满腹的苦闷与不平，不画出来憋得住吗？也顾不得什么了。”他把这些画集成两本集子《人间相》与《都市相》，出版后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反响，很多读者纷纷给他寄信。一名青年来信诉说他毕业两年以来一直找不到工作，只好在家代人写信，抄佛经，他说：“看了你画的《毕业后》，我深有感触，个人前途渺茫，社会一片黑暗，到哪里去寻求光明呢？”

其实丰子恺对人世间这些伤心的景象也是不愿多画的，他曾说：“对社会上残酷、悲惨、丑恶、黑暗的一面，我的笔不忍描写……”所以他为这些画专门刻了一个章，叫做“速朽之作”，他希望这些画速朽，这些景象快点消灭。

每当丰子恺画这些“速朽之作”的时候，家人总能看到他脸上流露出严峻、悲愤的神色，完成一幅“速朽之作”后，又总是那么忧心忡忡，闷闷不乐。丰子恺的挚友章锡琛先生常说：“子恺是蘸着泪水画出来的呀！”丰子恺常引用苏东坡“恶岁诗人无好语”来比喻，愤愤地声称：“我现在正是恶岁画家。”

1949年4月间，丰子恺正在香港办画展，忽然传来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好消息，他兴奋地通宵未眠，谢绝了好友们劝他定居香港的美意，搭上了回上海的末班飞机回到祖国。新中国成立后，丰子恺欣喜若狂，他说：“触目惊心的景象一去不返了，我那些速朽之作，也可以宣告‘朽’了，这些景象都变成了过去的噩梦，我真高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