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营国”规划的最早记载见于《诗经》。《绵》有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描述了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率众在岐山脚下筑城的过程，考察方位、探测风水、答谢神灵、平地修城，皆有记载。其中有“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之句，似为城门名称。《周礼》也有很多记载。比如：“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以为民极。”《周礼·考工记》最为详细：“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这些文字传递一种印象，即都城有城墙，出入经城门。这也是我们对于中国古城的长期印象。

但考古学家许宏却在近作《大都无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中颠覆了传统的观念。《现代汉语词典》列出三种“城”的概念：一是“城墙”，二是“城墙以内的地方”，三是社会学意义的“城市”(跟“乡村”对立)。本书所说的“大都无城”取的是第一种含义，即没有城墙，或者换种说法，“大都无郭”。郭，《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为“在城的外围加筑的一道城墙”。许宏说，从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二里头，到汉代的两千余年间，绝大多数时间里，都城是没有大城的，可以说是不设防的时代。真的是这样吗？

考古学界其实早就注意到“大都无城”的现象。俞伟超、徐苹芳、杨宽等学者都勾画过早期都城发展的轮廓，特别是先秦到汉代都城制度的演变，不过皆针对个别现象进行分析。许宏算得上“无城说”的集大成者，他清楚点明了“无城”之缘由：“处于都城发展史早期阶段的防御性城郭的实用性，导致城郭的有无取决于政治、军事、地理等诸多因素，‘大都无城’的聚落形态应是这一历史背景的产物；而后起的、带有贯穿全城的大中轴线的礼仪性城郭，因同时具有权力层级的象征意义，才开启了汉代以后城、郭兼备的都城发展的新纪元。”

许宏从处于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关键期，而学术观点又分歧严重、论辩激烈的秦汉都城入手，逐渐向前追溯至二里头时代，剖析自己对中国早期城郭形态的认识。每个时代的都城和重要文化遗址，伴随着一张张剖面图的直观展现以及深入浅出的分析，我们的思维城墙也逐渐拆移。如何解释考古遗址不见外郭城垣的现状？或许可以归因于考古中的偶然因素，例如遗址发掘尚不够全面深入；城墙可能由于冲蚀与战乱而被毁弃。但换种思路，更合理的解释——本来就无城。

二里头是“大都无城”的肇始。这一阶段的少量城址一般出现于军事前沿地区，如荥阳大师姑城址等。新砦聚落这样较大型的遗址，则基本摒弃了龙山时代普遍筑城的传统，代之以环壕作为主流防御体系。殷墟遗址群的洹北“城墙”令人疑窦丛生，细缕分析的结果，排除了这一遗址属于已开始夯筑的城墙基槽的可能性，应该仍然将其看做壕沟。春秋则是“大都无城”的孑遗。考古研究者田建文把晋都新城的布局概括为：无郭城。“品”字形宫城是晋公直接控制区，北、西、南有汾、浍河流经，唯有东面所筑“卿城”可起到一些郭的作用。秦都咸阳同样不见城郭，因其地域辽阔、气象开放，周边的离宫别馆构成了整个都城的有机组成部分，使得咸阳一直处于范围不断扩大的建设之中。在这段近千年的时间里，只有商代二里岗时期和战国因为军事局势高度紧张之需要，属于城郭并立的特殊时期。

许宏在《何以中国》里说，方正的城圈追求中规中矩的布局，具有了表达宇宙观和显现政治秩序的意味。《大都无城》则更加明确了城市规划与政治理念的关系。许宏说：“王都采用无城之邑的形制，其实正有使教命流布畅达的象征意义。”

从“无城”到“有城”，尤其是秦汉之际都市发展的剧变，正是一种稳定的秩序的建立，为了让皇帝的统治“受命于天”，井井有条的中国城市特征就从此一再被强调并被淋漓尽致地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