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鲁迅从未相信过“东亚”，没有对“东亚”抱幻想。他留日初期、在东京弘文学院读书期间，对明治日本的帝国主义本质就有清醒的认识。当时沙俄觊觎中国东北，中国留日学生开展拒俄运动，中国舆论界也普遍地亲日抑俄，但鲁迅不相信日本。据沈瓞民回忆，鲁迅当时就指出，“日本军阀野心勃勃，包藏祸心……若沙俄失败后，日本独霸东亚，中国人受殃更毒”。他甚至向在上海办《俄事警闻》的蔡元培等人建议，“持论不可袒日；不可以同文同种、口是心非的论调，欺骗国人；对国际时事要认真研究。”现在，“东亚共同体”是知识界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可以讨论，但讨论必须以对日本(以及其他东亚国家)的正确认识为前提。地缘政治存在于一切国家之间，国际关系就是国际关系。

第二，1936年，鲁迅在与日本人圆谷弘的谈话中明确指出：“要想同日本结成真正对等的亲善关系，中国没有对等的军事力量是不行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力量的均衡，就只能或者是奴隶，或者是敌人。”我们现在谈“中日友好”，应当记住鲁迅这些话。无对等即无真正的“友好”，壮大自己最重要。

第三，鲁迅批判中国人的国民性，我认为，他的范本是日本人的国民性。内山完造回忆，鲁迅曾对他说，“中国即便把日本全盘否定，也决不能忽视一件事——那就是日本人的长处——认真。无论发生什么事，这一点，作为中国人不可不学。”这种回忆符合鲁迅的逻辑，是可靠的。鲁迅厌恶中国人的“马马虎虎”、“瞒和骗”，斥责“做戏的虚无党”，而这正与日本人的“认真”相反，这是两国国民性最大的差异。按照我的理解，“认真”不仅是一种态度，而且是一种道德，与每一个国民、与社会的每个角落都有关系。日本现代化的成功，就与日本国民的“认真”密切相关。中国人如果也能有那种“认真”的态度或道德，我们的社会一定会完善许多。当然，这涉及到背后的制度、文化和价值观的支撑。我想，鲁迅的认真、真实、坚韧之中，有日本人国民性中积极因素的影响。

采写/本报记者 尚晓岚

摄影/董炳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