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学者在思想上基本属于左翼，就对中国的态度而言则是亲中派。日本的主流思想，战前是脱亚入欧，战后在美军占领下搞民主化，依然“欧美志向”。这种大环境中，中国研究者基本是反主流的。战后很长一段时间，日本大学的中文专业师生自称“少数民族”，有点自嘲的味道。中国改革开放、国际地位上升之后，情况大为改观。学中文、研究中国的日本人增加了，“少数民族”的阵营也壮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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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炳月：一是重资料。无论是研究作家作品的，还是研究文艺思潮、文学运动的，都是如此。不像中国的文学研究界，有的偏重资料，有的偏重理论分析。最有代表性的是北冈正子。她的《摩罗诗力说材源考》，考察鲁迅1907年在东京撰写的《摩罗诗力说》一文的材料来源，考察了几十年，写了一本大书，在日本和中国的鲁迅研究界都有很大影响。

二是研究对象专一。像丸尾常喜先生，他把民俗学视角引入鲁迅研究，写了《人与鬼的纠葛》；长堀祐造许多年专心研究鲁迅和托洛茨基的关系，出版了《鲁迅与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在中国》，质量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