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吾欣赏钱钟书杨绛夫妇的创作，但他更喜欢杨绛的文笔和风格。他曾坦荡且毫不掩饰地宣称：“钟书君我敬服，然而沁进我的灵魂的，却更是杨绛女士。也许我有的地方和钱钟书君相似罢，我嫌自己枯燥，也就不免嫌他枯燥。不是学者，一个人要多愉快呀！”(《〈称心如意〉演出前言》)

当然，这丝毫不影响他们之间的情谊，也不影响李健吾在各自场合对钱钟书的赞赏和推重。

相似或相近的性格，共同的文学理想和追求，使得李健吾与钱钟书时常有文学的切磋和互动。40年代的上海是他们往来切磋最频繁的时期，是“走得较近的朋友”(杨绛语)，其中交流最多的，当是法国文学和戏剧创作及演出。上海沦陷包括“孤岛”时期，迫于政治环境压力和生存压力，李健吾改编了不少剧作。当时改编莎士比亚戏剧成为一种风潮，李健吾根据《麦克白》改编的《王德明》、根据《奥赛罗》改编的《阿史那》皆得莎剧神韵，是莎剧改编和实现中国化民族化的典范(柯灵语)，搬上舞台商演皆大受欢迎。钱钟书对李健吾当时大获成功的莎剧改编和演出颇为赞赏，故在他当时正细读的《全唐诗》有关阿史那的诗歌上留下“李健吾不知此也”的眉批，在有关读书笔记上称赞李健吾的改编模仿原作而善于创造优于原作。同时，他在《灵感》中还幽默地调侃了那时风靡一时的莎剧改编云云。钱钟书更是大夸李健吾“把《啼笑因缘》改活了”。李健吾40年代在上海“埋头翻译莫里哀”时，钱钟书与郑振铎、陈麟瑞、巴金等朋友“都经常表示关切”(《〈莫里哀喜剧集〉序》)，这当是后来钱钟书为《莫里哀喜剧》题签的缘由之一。李健吾那时集中精力翻译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等，计划出《福楼拜全集》，钱钟书也是鼓励和支持最力者。李健吾在翻译福楼拜《圣安东的诱惑》时，“有一条注释寻觅了半年，终于为钟书兄在无意中发现。他的短笺使我欢跃了一整下午”(《与友人书》)。非熟知且有心者不会留意李健吾的小小苦恼。钱钟书对李健吾(刘西渭)印象式、散文式的评论风格是很欣赏的，他赞赏著名“九叶派”诗人、评论家、自命为李健吾的评论弟子的唐湜早期的评论集《意度集》，称赞他“能继我的健吾(刘西渭)学长的《咀华》而起”。此皆足证李健吾钱钟书之间频密的文学交流切磋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