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早期的四部著作致谢皆言李健吾，其贡献可知也。

李健吾还以编辑人和评论家的双重身份为钱钟书1947年出版问世的小说集《人·兽·鬼》撰写书讯，在1946年8月1日出版的《文艺复兴》发表推介。

作家王辛笛曾不无调侃地称钱钟书有“誉妻癖”，可以说李健吾也有一种“誉钱癖”。他不仅多次在文化友人面前给钱钟书以赞誉，热心地介绍文化界朋友与钱杨夫妇交往，而且不止一次地在名家汇集的高层次文艺界座谈会上给钱钟书以高度评价，以期更多的人认识钱钟书及其成就。著名剧作家夏衍就是通过李健吾认识钱钟书夫妇并开始交往的。他在《忆健吾》中回忆说：

我问他：“在当代文艺家中你佩服的是谁？”他说：“我给你介绍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学者，他就是钱钟书。”……大概是五十年代中期，在一次《人民日报》文艺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健吾发言，谈到文艺理论和美学，他又一次推崇了钱钟书的学识，记得话是从宋词研究说起的，健吾显得有点激动……

著名藏书家、散文家姜德明的回忆更有现场气氛和生动感：

记得参加那次座谈会的还有夏衍、胡愈之、萧乾、王任叔、曾彦修、林淡秋、袁水拍诸同志，忽然谈到钱钟书先生，健吾先生慷慨陈词，唯恐在座的人不能入境，把一个学人的丰采描摹得淋漓尽致。他认为钱先生是一位出色的学问家，一部《谈艺录》恰是适合副刊的文章。

综上种种，李健吾对钱钟书的创作和学术成就的价值和影响的清醒认识和高度评价，早于更高于同时代人。他对钱钟书文学文化声誉的崛起确实是功不可没。

李健吾、钱钟书皆为学贯中西、成果丰硕、集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于一身的学者型作家、作家型学者，他们在创作与治学之间游刃有余，皆取得卓越成就。他们的人生轨迹多有重合之处，涉猎的领域及建树虽有所差异，但都以各自综合性、创造性的智慧和心血结晶构建了凸显个人风骨、个性风格，泽被后世的文学和学术大厦，值得后辈含英咀华，以滋精养气、启迪智慧！

(作者系政府公务员，曾出版《冯至评传》等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