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鲁迅在不同场合，面对不同对象而著文讲话是各有侧重的。一个重要的例证，就是他晚年面向日本人用日语表述对“日中亲善”的态度时，曾写下如此直言不讳的文字：写着这样的文章，也不是怎么舒服的心地。要说的话多得很，但得等到“中日亲善”更加增进的时光。不久之后，恐怕那“亲善”的程度，竟会到在我们中国，认为排日即国贼——因为说是共产党利用了排日的口号，使中国灭亡的缘故——而到处的断头台上，都闪烁着太阳的圆圈的罢，但即使到了这样子，也还不是披沥真实的心的时光。这是应日本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之邀而为《改造》杂志所作《我要骗人》一文的结尾，虽然语气上还维持着礼节客气，但不相信侵略战争一触即发下日本所叫嚣的“中日亲善”，更预示未来帝国主义殖民征服之下不可能有相互披沥真心的时候，则直言不讳地表明了鲁迅对当时日本国家的严正态度。据悉，日文版发表之际，文中暗示日本国旗的“太阳的圆圈”等被删除了，而鲁迅自己将其译成中文在国内发表时则恢复了这些文字。这是一种态度和立场的郑重表示。这篇文章收在《鲁迅全集》中，但因为是从日文转译成中文，字句拗口，中国读者很少注意到其深意。而日本人却十分在意鲁迅这段话，作家中野重治就认为，这对于战后有可能成为美国殖民地的日本人来说，“完全是教训式的”。总之，鲁迅一生致力于本民族文化的自我反省和批判，对日本帝国主义批判不多，但并非没有他自己的立场态度。此外，他一生确实有众多的日本朋友，但与日本各界人士的私人交往是一回事，对帝国主义日本的批判又是一回事。我们需要全面准确地理解那个复杂的时代之复杂的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