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静：他和许多公认的谦谦君子合不来，有些曾是朋友后来分道扬镳——像胡适、钱玄同，有的打过激烈的笔仗——比如陈西滢、梁实秋，以至于我们小时候都以为这是些恶人呢。他为什么会与这些“绅士”合不来？怎么评价这段公案？

止庵：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从前我谈到竹林七贤，说他们放浪形骸，傲视天下，大都是针对官僚和趋炎附势的文人的，并非在普通人面前自视高人一等。鲁迅也有这种‘魏晋风度’。鲁迅的确是一个充满恨，而且从不掩饰自己的恨的人，但他只恨两类人，一是庸众，一是伪先知，前者浑浑噩噩，后者装神弄鬼；除此之外，他待人很好，热情，诚恳，认真，周到。”你提到的那些他合不来、分道扬镳和打过笔仗的人，在鲁迅的眼里大约都近乎“伪先知”，虽然事实上未必真的如此。鲁迅的朋友很不少，老朋友也并不都分道扬镳，譬如他与许寿裳的友谊就保持终生；晚半辈到一辈的瞿秋白、冯雪峰，甚至给他很大影响。

高远东：鲁迅也和很多谦谦君子很合得来的。作为社会类型，鲁迅对“正人君子”表达过憎恶，特别是和陈源等“现代评论派”论争时。但那是两个文人阵营之间的论争，而且鲁迅这边，也有很多谦谦君子加入的，如周作人、许寿裳、林语堂等。我觉得这个问题属于刻板印象了。鲁迅与留学英美的自由派尤其是胡适等渐去渐远，主要是基于思想和政治立场的不同吧，和个人气质风度关系不大。虽然感觉鲁迅作风比较率真，“绅士”们比较能装。不过，他们相去渐远是相互的，胡适那些“绅士”们同样也疏远了鲁迅。而他们当年基于思想分歧的论争，今天我们当然应该超脱一点看较好，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就行。

黄乔生：他有没有记仇的时候呢？有没有迁怒呢？当然是有的，这就是鲁迅的另一面，也不容讳言。对胡适、钱玄同，并非像有人说的，从原来很亲密变得势不两立，还不到势不两立的地步。陈西滢、梁实秋对他的批评，为什么他不能接受，耿耿于怀，乃至不依不饶呢？一个说他的学术著作剽窃了日本学者的论著，一个否定了他的翻译(和思想的转变)，都不是小事，所以他很在意。在钱玄同等老朋友的关系上，他有记仇和迁怒的成分。鲁迅不是圣人，便是圣人，也有失误的时候，孔夫子不是也曾以貌取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