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0月18日，浙江省绍兴剧团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上演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众所周知，白骨精的故事改编自《西游记》第二十七回“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逐美猴王”。那一天晚上，郭沫若也去看了戏，看完戏后，他写《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一首，大骂唐僧该“千刀万剐”：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

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

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

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在一个政治严肃时代，任何文字都可能带上政治意味，郭沫若所要表达的，就是孙悟空大闹天宫时的造反精神。这是上世纪20年代创造社狂飙突进的精神，也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精神，但是可惜时间不对，1961年的风气还没有到1966年的程度，因此，毛泽东读了他的诗后作诗一首，间接提出要对中间派加以保护。因此，1962年1月6日，郭沫若读过毛泽东诗后，又用毛泽东诗原韵和了一首，修正了自己的观点：

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白骨聚成堆。

九天四海澄迷雾，八十一番弭大灾。

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

金睛火眼无容赦，哪怕妖精亿度来。

《西游记》中不能明辨是非、常常冤枉好人的唐三藏确实让人心生怨恨，这个历史上的英雄，在传奇演义中为什么没有继续神乎其神，变成吕布、关羽、武松似的大英雄，反而遭到了贬低呢？

事实上，在南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唐三藏的形象已经不再是一个高大的完人。比如师徒来到“竺国福仙寺”时(竺国显然就是天竺印度)，唐三藏吃了寺里的斋饭，却不觉得其中的好，反而要猴行者向他解释：

法师问行者曰：“此斋食，全不识此味。”行者曰：“此乃西天佛所供食，百味时新，凡俗之人，岂能识此？”

“凡俗之人”？行者你也太不给乃师面子了！相对于三个徒弟的神通广大，“肉眼凡胎”的唐三藏就显得虚弱得多了。一般来说，唐僧并没有能力保护自己，他既不能腾云驾雾，也不会七十二变，更使不了少林疯魔禅杖，禅杖在他手上徒有一些宗教仪式性的效果而已。真实的玄奘法师道行高深，伶牙俐齿善于辩论，不仅在天竺辩倒了外道，而且曾经感化匪徒，令其皈依佛门，这些在唐玄奘身上体现出来的优秀品质，在《西游记》中早已荡然无存，至于他十分精通的外语梵文，在《西游记》中也是只字不提，与历史相关的也许只是唐太宗御赐给玄奘的《圣教序》。

从大唐到灵山的距离正好是十万八千里，事实上也就是孙悟空一个筋斗云可以抵达的距离，唐僧倘若没有凡人的身躯，就不必遭受九九八十一难的折磨，径自飞上灵山，取回真经，岂不乐哉？

孙悟空的痛苦也出现在印度《罗摩衍那》的哈奴曼身上。虽然哈奴曼和孙悟空一样身轻如燕，但是和唐僧一样，悉多作为一个凡人，她也不能借助于神猴哈奴曼的飞行能力。当哈奴曼向悉多建议，背着她飞过大海时，悉多觉得这个方案不可行：

我不能够在天空里走，

也不能飞行越过大海；

因为你飞行得太快，